僵化的外交政策

僵化的外交政策

作者：Alejandro Del Rosario（马尼拉标准报）

上周六深夜，我接到一通电话，要求我出席周一一场讨论外交政策的论坛。这是临时通知，我本来打算拒绝。但致电者Melo Acuna说，我会是三人组的成员之一，其他组员包括前众议员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吴礼斯（Roilo Golez）及菲大（UP）教授辛布兰（Roland Simbulan）。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因为我知道，我有良好的同伴。

吴礼斯曾在美国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进修4年，他最有资格讲述本国安全问题。他出席论坛时，带来了一段讲述中国在受争议区域上填海造岛的视频。他解释，这些南中国海人工岛上的军事设施，如何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破坏海底珊瑚礁。

身为一名前大使，有观众问我，我们是否有外交政策。在外交机构服务了20年，让我有机会更仔细观察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他们如何处理国际事务及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采用这些正确的手段。我们是由外交政策，但它却是一个僵化的外交政策——在制订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时，缚手缚脚的。更遑论灵活弹性的外交政策了。

并没有所谓的独立外交政策，因为国与国及政府之间的互相依赖，是外交关系中的精华。辛布兰教授和我有同样的意见，外交政策的制订，受到国内政策及国家利益的牵制。譬如说，我们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无法有一个可信度高及有体面的外交政策，因为我们派遣工人到那些国家。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受到约束，因为他们为数百万名失业国民提供工作机会，这是我们的政府无法给予的。我们的民航署批准阿联酋航空及阿提哈德航空增加飞往菲律宾的班次，因为阿联酋雇用了数十万名菲律宾劳工。

应该保护菲外劳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但若有一名菲律宾女佣遭到她的阿拉伯雇主虐待时，很难伸张正义，因为我们“受困”于国内的急务。政府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工作招募机构，它将我们的人民送到外国去打工，不然这些失业人士会形成随时会爆发的社会火山（socialvolcano）。外交部领事办公室每日收到的护照申请，大部分来自那些意图前往国外打工的人士。他们的人数，与前往各外国使馆申请旅游签证的人数相比，是十比一。

我们的外交部及我们驻外大使馆，在战乱地区的撤侨行动必须受到赞扬。但他们为何出现在那些地方，是因为他们被迫前往诸如利比亚、叙利亚，甚至是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等西非国家碰运气。他们在那里必须冒着种种风险，譬如伊波拉及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此外，如果受困在内战战场，还必须躲避四处飞射的子弹。

国家安全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尽管在南海与北京产生领土纠纷，但这个总统在位5年半，没召开过一次国家安全会议。就连执政党一手策划的摩洛国基本法（BBL），都会引发国家安全忧虑，因为BBL允许在国家内部成立一个国家，而且这个基本法的框架协议是马来西亚协助调解的，而后者在声索沙巴时与我们有利益冲突。下任政府会不会注重外交政策实在令人质疑，因为四大总统候选人迄今仍未就这个话题开声。民意调查让我们看到选民喜欢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但不能显示他们希望看到这些候选人如何领导这个国家。希望选举署建议的总统候选人辩论，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问题和答案。

一个没有像样海军的群岛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威胁？西菲海中，由十多名海军陆战队看守的生锈破烂及半沉没的马德烈山号（MV SierraMadre）登陆舰，象征着我们可悲的海军能力。国家内部也充满不稳定因素。每天晚上的六点钟新闻几乎都会报道涉及中国籍毒贩的新闻，这非常让人担忧。有句话说得好，“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意图犯罪的外国人跟移民局官员串通潜入国内。每当因贩毒被捕时，这些腐蚀我们人民道德的外国人，只需要付钱就能被递解出境。菲律宾人也甘愿充当沙雾（shabu）的代理人，目前这种毒品已经在本地生产。菲律宾不再是毒品的中转站，而是源头之一。

随着激进的中国所带来的外部威胁，菲律宾向美国购买了两艘装修过的二手护卫舰及9架直升机。较早，也向波兰购买10架直升机，大部分用于国内反武装叛乱行动。波兰生产商Swidnik在这些武装直升机上安装了导弹发射器及夜行器。这些直升机曾载亚谨诺总统、他的护卫员、国防部及内政部官员前往三宝颜。为何它们未被派遣到马马沙巴诺（Mamasapano）来协助受困的菲国警特别行动队（PNP-SAF）战斗人员呢？亚谨诺是否在等待这些战斗人员献上国际恐怖分子马尔弯（Marwan）的首级？但亚谨诺最后只收到马尔弯的食指，它被割下进行DNA测试。或许中指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