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华侨史话》厦门人陈谦善陈纲父子同为侨社之光

陈谦善(1844-1901)是一位脚步迈得比时代还快的人物。他生活在19世纪后期，那也是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后期。
　　
陈谦善是以“自由华工”身份前往菲律宾的。什么是自由华工？他如何从一名自由华工转变、成长为赫赫有名的甲必丹？在那个时代，关于菲律宾华侨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但拨开历史的谜团，我们可以拼凑出他的人生轨迹。
　　
“自由华工”是相对于“契约华工”而言的，而“契约华工”是一个烙着时代印记、血泪斑斑的名词。
　　
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走向了朝代的尾声。鸦片战争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在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明文规定允许英、法两国在中国任意招募华工，而清政府为了清除叛党，并从招工中获利，也极力提倡华工出国。这些华工绝大多数是被掳掠、贩卖、胁迫、诱拐甚至绑架到国外的“契约华工”，其境况之凄惨可想而知。
　　
相比而言，“自由华工”的境遇好了很多，他们大多是跟随族人到国外做生意，到达菲律宾后可以自由从事各种职业。陈谦善就是这为数不多的、相对幸运的人之一。
　　
陈谦善是福建厦门人，自幼家贫失学，到菲律宾马尼拉谋生时年仅12岁。少年郎起初在亲戚的店铺当学徒，聪颖好学的他没几年便另起炉灶，经营起自己的生意。
　　
陈谦善以经营纺织品起家，随后农业经纪、放债、斗鸡、鸦片专卖等行当，只要赚钱，他也做。眼见这是西班牙的天下，陈谦善想，若学会西班牙语，定然有诸多便利。他下起了功夫，认真听，大胆说，很快便有了长足的进步。再加上他广交朋友，乐善好施，很讲义气，不仅在华人圈里混得开，与西班牙人也交情不浅。

陈谦善三次出任“甲必丹”

渐渐地，陈谦善经营起零售商业和进出口贸易，还为殖民政府征税和进口华人劳工。三十来岁时已经是菲律宾最为富有的华人头客，拥有的资产估计超过100万比索。
　　
以这样显赫的实力和地位，陈谦善被选中担任华侨社会的领头人——甲必丹。
　　
西班牙殖民政府为了“以华养菲”、“以华治华”，推行甲必丹制度。甲必丹的权力相当大，主要职责包括：为殖民政府向华侨征收赋税、发放旅行证件；负责向华侨传达殖民政府的命令，向政府转达侨社的意见，报告侨情；维持华侨社区的治安，行使初级司法权、裁决较小的民事案件；负责登记华人的出生和死亡，办理华人出入境登记手续；管理华侨慈善公益机构。
      
甲必丹由华侨“选举”。有权参与投票选举的主要是前任甲必丹、各同业公会的头客首领、有分量的商人等，他们组成的选举团选出候选人，报给总督，由总督选定一人，报请西班牙国王批准后，才能正式任命。
      
总督决定甲必丹人选，考虑的条件主要是道德与经济两个方面。所谓道德，指的对西班牙政府的忠诚、宗教信仰，以及在华侨中的威望。最好是天主教徒，西班牙人认为天主教徒比较忠顺可靠。经济方面也很重要，甲必丹要代殖民政府向华侨征收赋税，如果税款征收不足，甲必丹自己就要筹款来补足欠额。
      
虽然甲必丹在实质上是殖民者的代理人，但另一方面也起到华侨社区代言人的作用，负责与政府交涉、请愿。

陈谦善开创华社诸多“第一”

陈谦善前后三次出任甲必丹，为华侨社会做了不少事。菲律宾华侨医院、华文学校、华文报纸的“第一”都和他有关。
　　
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当局明文规定华侨不可拥有土地所有权，华侨成为上有青天、下无寸土的次等民族。且华侨因宗教信仰及社会地位等缘故，往生后不能安葬于天主教墓园。生无寄身之所，死无葬身之地，华侨的命运何等悲惨！
　　
1891年，陈谦善等人集资向西班牙殖民者购得马尼拉北郊的荒地数百亩，辟为华侨义山。闽粤一带称墓场为山，故有此名。自此，往生华侨终于得享安息。也有一说，马尼拉华侨义山是侨领林旺首创，杨尊亲扩大义山并建立崇福堂。
　　
同年，陈谦善倡导建立崇仁医院，为贫、病华侨施诊施药。崇仁医院就在华侨义山旁，华侨不论看病取药，还是重病救治，均不收取费用。
　　
遥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菲律宾，缺医少药，华侨如有病痛只能无奈地等待自愈。崇仁医院是当时唯一能够救治华侨之处，如同沙漠里的泉眼，带来了生的希望。而且，崇仁医院的产业虽然是属于华侨所有，但利播四方，润泽天下，直至今日，仍在造福菲律宾民众。
　　
1893年，中华善举公所向菲律宾商务局申报立案成立，其所辖机构为华侨义山和崇仁医院，甲必丹为负责人。今日，菲律宾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慈善型华人社团——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就是发轫于陈谦善领导的中华善举公所。
　　
陈谦善对祖国和家乡也很关心。甲午中日战争时，他独自助饷1000元。1898年，分别给山东、河北灾区捐1000银元；1900年，又为福建涝灾捐数万元。当时，清政府对华侨的捐饷捐赈，给予“封衔领顶，以志荣幸”，故此，陈谦善被清政府授予了一品封典和光禄大夫衔。
　　
目不识丁者，历来受苦多多，华侨在遥远异邦，更是深受其害。给家人写信、寻找同在异邦的老乡……都有诸多不便，看不懂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政令，生存、发展都遇到障碍。陈谦善痛感识文断字的重要性，为了帮助更多乡亲，他在自己的办公场所内开设学堂教大家读书识字，此为菲律宾华侨教育的开端。
　　
陈谦善还是菲律宾最早的华文报纸《岷埠华报》（1888年）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据说，陈谦善与西班牙王宫的宠臣交情很深，驻菲律宾总督如与之不合，西班牙政府会调换总督人选。因此，当地殖民者都很畏惧他。凡有关华侨的法令，都先经陈谦善认可才施行。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曾以“中国无枪毙之刑”的理由，争得废除华人死刑；又力争将“闽女不得为娼”定为禁例。
　　
虽然陈谦善尽自己最大努力维护着华人的权益，华侨生存状况有所好转，但一己之力毕竟势单力薄，有很多无可奈何之处。陈谦善和华侨们都希望像其它国家的侨民一样，能得到来自母国的保护和支持。
　　
当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了东南亚第一个领事馆后，陈谦善看到了希望，他代表华社向清政府提出在菲设立领事馆的请求于1880年被送到了李鸿章手里，李鸿章着手向西班牙政府交涉设领的事宜，可气的是，这一要求被西班牙政府拒绝，并一拖再拖，直到1898年，菲律宾即将被美国占领，西班牙政府才勉强同意设领一事。历时18年之久！
　　
历史也相当有趣，清政府派出的驻菲律宾首任领事陈纲，正是陈谦善的儿子。路途遥远，风波不断，在陈纲尚未到任之前，陈谦善还父代子职，暂时摄理中国驻菲律宾领事的职责。
        
陈谦善远见卓识，他当年的决策影响深远：而今，菲律宾各大城镇都有华侨义山，既是死者安息的住所，也是生者追思故人、子孙团聚之地；崇仁医院成为了部门齐全、设备一流的大医院；善举公所至今仍在菲律宾华侨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岷埠华报》之后，菲律宾华文报纸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感谢陈谦善这位走在时代前面的人物。

厦门最后一位进士陈纲
      
清政府历经磨难终于在菲律宾设立了领事馆，那么谁来担任大清国驻菲律宾领事？领事这名头听着够响，其实并不是一个美差。弱国无外交，内忧外患、积弱已久的大清国要在西方列强间争得主权，谈何容易。毫无疑问，熟习中西文化，与清廷及菲华社会均有紧密关系的陈纲是最合适的人选，陈纲正是之前积极申请设立领事馆的甲必丹陈谦善的儿子。

中国人最讲究的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1871年，陈谦善喜得麟儿，取名陈纲。陈纲浓眉大眼，活泼机灵，陈谦善自是宠爱万分。每天工作再忙，回到家中逗弄宝贝儿子一番，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只是眼见陈纲年龄渐长，他加禄语、西班牙语、闽南语都能流利使用，但四书五经这样深厚一些的中华文化，就难以习得真谛了。陈谦善漂泊海外数十年，却仍是个固守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他忍痛决定：送儿子回厦门学习。
        
陈纲和他父亲当年一样，小小年纪就漂洋过海，只是方向正好相反。懂事聪慧的陈纲回到故乡，学习勤奋刻苦。光绪二十年（1894年），陈纲中甲午科举人，时年23岁。紧接着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戊戌科二甲进士，那年他27岁。与众不同的是，在清朝的官员中他是难得的学贯中西。

因此，1899年7月29日，总理衙门任命刑部郎中陈纲为大清国首任驻菲律宾总领事，并通知西驻华使臣。在陈纲到任之前，总领事一职由其父陈谦善代理。

陈纲出任大清驻菲第一任领事

1899年底，陈纲历经波折终于抵达菲律宾。
　　
在菲律宾任职期间，陈纲同他的父亲一样，热衷于侨界和社会的慈善事业，为侨民谋福利尤其热心。陈纲的童年在菲律宾度过，后来，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侨民，了解到他们大多生活窘迫而且没什么文化，侨居地许多惠民利民的政策法令他们都不清楚，纵使出没波涛来到海外，仍然在贫苦的生活中挣扎。这让陈纲很痛心，同时他也意识到，许多侨民辛勤奋斗仍无成就的关键原因是缺乏教育，无法把握商机。由此他认识到在侨民中普及教育的重要性。
　　
当时的中国经过百日维新运动后，废科举、办学校，陈纲也深受影响，提出在菲律宾开办一所新式的学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他任大清国驻菲律宾总领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领事馆内创办了“小吕宋华侨中西学堂”，这就是后来的马尼拉华侨中西学校，可谓开了菲律宾华侨社会办学的先河。

陈纲的中文水平很高，对教师的选择也有很高的要求，聘请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师。第一任校长龚绍庭和第二任校长施健庵，皆是厦门名儒。
　　
但是，创建一个学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费问题令陈纲几乎急白了头，政府拨下来的经费根本不够用。起初陈纲自掏腰包，但仍入不敷出，无奈之下，他只好发动侨民捐款，以确保学堂能够顺利运行、中华文化能够永久地传承给下一代。为了菲律宾侨民的教育事业，陈纲呕心沥血，不过他的努力造福了后世，马尼拉华侨中西学校为当地的华侨社会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也为陈纲的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由于美国外务部从中作祟，加上闽粤两省华侨相互攻讦，陈纲没有留任，于1904年任职期满回到厦门。
   
在厦门期间，陈纲颇有作为。他任厦门商务总会协理，协助厦门发展地方建设事业、教育事业、民生救济等；任“拒美约会”会长，进行反帝爱国运动；任厦门中学堂董事会总董，积极筹办厦门中学堂。

厦门《鹭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