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田建文：100年前，中国现代独立考古第一铲为何落在西阴？

　　中新社山西运城10月25日电 题：100年前，中国现代独立考古第一铲为何落在西阴？

　　作者 田建文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



　　2026年是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日前举行。100年前，中国现代独立考古第一铲落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现代考古序幕由此揭开。那么，这一铲为何落在西阴？

　　1840年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败、求和后，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逐渐减弱。

　　1894年，法裔英国学者拉克伯里发表《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鼓吹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黄帝来自古巴比伦，翻越昆仑山，来到了黄河上游，提出“中国人种西来说”。其实早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们就提出类似学说，这些人往往是出于不同目的另立新说。说到底，没有考古学的支持，慢慢地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山西运城夏县西阴遗址全貌。(资料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供图)
　　当时，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从事考古活动，但往往侧重于盗宝和个人爱好。中国考古学家李济(1896年—1979年)说：“这些外国人，挟其丰富的物质配备以及纯熟的科学技巧，不但把中国境内的自然科学资料一部分一部分地搜集走了，而且连历史的、考古的、美术的、以及一般人类学的资料也引起了他们的极大的兴趣。”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重视实业发展，1914年邀请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的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与刚成立不久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进行合作，调查中国的铁矿和煤矿，所长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

　　而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于1920年担任万国考古学会会长，是位地地道道的中国考古迷，他积极筹措资金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于是就有了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和河南仰韶村的考古发掘等。

　　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与中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一行开始连续36天的勘测、钻探、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陶器以红陶为主，也有灰陶，其中最为特别的是彩陶。安特生撰写英文考古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指出，仰韶村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中国存在史前文化，即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代。

　　同时，安特生提出仰韶村的彩陶是来自较早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一带的安诺文化和东欧特里波列文化，“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不过，他接着又说：“然欲完全解决此问题，为日尚远。是在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及言语学家同力合作，去固执之成见，为诚实之讨论，庶能渐达真理。尤望中国学者，对此注意，共起研究，其能供献于此学者，自更不可量也。”安特生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为了说明“仰韶文化西来说”，1923年，安特生、袁复礼一行开启甘肃之行。安特生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提出了依次是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这样的“六期说”，他把“仰韶文化西来说”之“宝”，全部押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发现“齐家期”上面了，“此中绝无彩色陶器之迹，但美丽之单色压花陶器极为特别。余视此等遗物，似较仰韶者为早”。

　　安特生的仰韶发现，也惊动了李济。他说：“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的史前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动机。”

　　1923年秋天，留洋的李济回到北京，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社会学和人类学，结识了丁文江。丁文江得知河南新郑发现青铜器，便资助李济到新郑，看看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10月2日，李济一行到达后准备发掘一座古代墓葬，但因土匪干扰草草“收兵”。出师河南不利，李济在以后工作中都要考虑当地治安问题，这也是1926年春、秋两次山西之行的原因之一。

　　李济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遇到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毕士博把他在新郑采集的人骨交给李济进行研究，李济完成了论文《新郑的骨》。随后毕士博邀请李济加入其团队，李济在信中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做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答应了。1925年3月23日，李济成为弗利尔艺术馆中国考古发掘队的一员。

　　1925年12月下旬，毕士博建议李济做点野外考古工作，李济想在发掘之前做田野调查，以确定有无进行考古发掘的可能性，最后商定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做调查。因为在西晋时期就有学者皇甫谧(215年-282年)在《帝王世纪》中指出“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其后广泛流传。

　　1926年2月5日，李济和袁复礼开始从山西太原、介休、临汾一路南下，3月5日在浮山交头河发现第一个“仰韶期遗址”，后来又到了翼城、曲沃、绛州(今新绛)，3月22日到达夏县，那里是传说的夏朝王都，有大禹庙和夏启及许多大臣的陵墓。3月24日，他们在寻访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发现西阴村遗址，李济激动地说：“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



李济于1926年发掘西阴遗址的场景。(资料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供图)
　　写出《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的考古学家徐旭生，早在1959年就提出豫西、晋南是两个探寻夏文化值得注意的地区，结果河南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公认的“夏都”，1974年秋至1979年冬，历时五年四个月左右，发掘了夏县东下冯遗址，有大量夏时期遗迹和遗物，但与都城和夏王陵还有一道深深的鸿沟。

　　其实，西晋学者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一书中，除尧都平阳外，舜都、禹都他也不敢肯定。原文为：“都平阳，或在安邑”，《史记·夏本纪》还有“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记载，李济当时并不知道。

　　公元前361年，战国时期的魏国将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公元前286年，魏国不堪秦军东进献出安邑，变为秦河东郡治。秦、汉河东郡下设安邑县，但仍为郡治所在。汉代河东郡下辖的县最多时达到28个，安邑从来没有与夏都、夏王陵联系起来的任何记载。

　　但北魏的“神操作”改变了这一情况。北魏皇室以黄帝后裔自称，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公元494年，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迁到洛阳，但祭尧于平阳、祭禹于安邑提前两年就进行了，用来表示迁都洛阳是为了兴复“周业”。定都洛阳后，北魏皇室将河东郡移治蒲阪，改安邑为北安邑，又在安邑南20公里处设南安邑。公元494年，北安邑县迁至城东7.5公里处更名为夏县，这就是如今的夏县县城。

　　这样，就把夏县与夏禹、安邑联系起来，“配套设施”肯定少不了。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夏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相传禹建都时筑，一名禹王城。城内有青台，高百尺，或谓之涂山氏台。”久而久之，夏县就跟夏代乃至夏文化联系起来了，直到现在，历史学界和地方上仍然受此影响，所以“上当”的不止李济一个人。

　　尽管李济无法判断夏代帝王真正的陵墓，但他还是选择发掘西阴村，“选择西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它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遗址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这就是中国现代独立考古第一铲落在西阴的缘起。



西阴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资料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供图)
　　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发现了西阴纹和半个蚕茧等文物，为证实5000多年前的西阴文化奠定了基础。由是观之，“小小的怀抱”不仅是李济个人的事情，更是以李济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们对“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自识”，也是对中华文明的“自觉”。(完)

　　受访者简介：



田建文。受访者供图
　　田建文，1965年2月生于山西襄汾，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4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第二次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