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国宝昔日光彩（新书问答）

修复前后的戴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

《文物医生》插图

“在显微镜下操作，人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时空感’。显微镜能让人看到金属表面极细微的加工痕迹，那是几千年前工匠留下的锤揲纹理。我们甚至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此刻正在触碰一个古代工匠曾经亲手完成的东西，甚至会想象古人在制作它的时候，可能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需要反复调整、不断判断。”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不断升温，公众对文物修复的兴趣也日渐增长。瑰丽的绿松石铜牌饰、神秘的三星堆青铜头像……这些珍贵文物如何通过修复师的妙手匠心，得以更好保存、展示，中信出版社的《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给出了答案。该书通过10个真实的文物修复故事，深度还原了古老的文物修复技艺如何借助现代科技，让国宝重现昔日光彩。两位作者戴维康、张珮琛供职于上海博物馆，分别是国家级非遗“古陶瓷修复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国家级非遗“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近日，本报记者围绕这本书的写作，对他们进行了专访。
记者：两位分别从事陶瓷和青铜器修复工作，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决定合写这样一本面向大众的书？
戴维康：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文物修复工作。很多人会觉得修复“神奇”“震撼”，但同时也容易产生误解，比如认为修复就是把文物“修完整”，甚至“修得看不出来”才算成功。事实上，现代文物修复更强调真实性、最小干预和可追溯性。修复的目的，并不是重新“制造”一个完整器物，而是在尽可能保留历史信息的前提下，让文物得以继续保存、研究与展示。
张珮琛：我们希望通过本书，把真实的文物修复过程呈现出来，让更多人理解文物为什么值得被谨慎对待，理解今天的修复师如何通过传统经验、科学检测和现代技术，让文物以较好的状态被大众看见。
记者：为什么选择“陶与铜”这两类文物？书中提到“陶与铜”构成了“循环式、互动性的文明共生系统”。陶瓷和青铜在中国文化中有怎样的地位？
戴维康：陶瓷和青铜，是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两类核心器物。陶瓷源于“火与土”，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后来成熟的瓷器，既反映了中国人对材料与工艺的掌握，也见证了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对外文化交流。“China”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文化符号，则说明了瓷器在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中的特殊地位。
张珮琛：青铜更多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进入高度组织化、礼制化的阶段。夏商周时期的鼎、簋、尊、爵等青铜礼器，不只是器物，也是礼制秩序、宗教观念、等级制度和铸造技术的集中体现。中国青铜文明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形成了成熟的范铸体系、复杂的纹饰语言和高度象征化的礼器系统。
书中说“陶与铜”是一种“循环式、互动性的文明共生系统”，正是想说明二者不是孤立发展的。陶瓷技术为青铜冶炼提供了窑炉、陶范、坩埚等基础条件；许多早期青铜礼器的器形，也可以追溯到陶鬲、陶鼎、陶豆等陶器。反过来，青铜器成熟后的造型、纹饰和审美，又影响了后世陶瓷的发展。也就是说，陶与铜不是简单的先后替代关系，而是在技术、材料、礼制和审美上长期互相借鉴、彼此塑造，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工艺文明的重要骨架。
记者：如果让两位分别选一件自己修复过的文物作为陶瓷与青铜的代表，你们会选哪一件？为什么？
戴维康：如果从陶瓷修复的角度选择一件代表性文物，我会选书中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大罐。这件器物本身非常重要，既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明代开国功臣汤和墓中的重要随葬品，承载着元末明初历史、景德镇制瓷技术和中外文化交流等多重信息。修复它，不只是修复一件破损瓷器，而是在面对一段浓缩于青花瓷中的文明史。
张珮琛：我会选书中“劫后余珍”一章里的商中期兽面纹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曾长期在废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属冶炼厂抢救文物。这件兽面纹壶，就是从废铜堆深处被发现的。工作人员凭借局部显露出的兽面纹，判断出它是一件商代青铜器。那一刻，抢救的不只是一件器物，更是一段文明记忆。
它后来的修复过程，也体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修复人员通过三维建模推演缺失壶盖，再结合泥塑塑形、石膏翻模、纹饰雕刻和失蜡铸造等传统工艺，逐步恢复器物形态。它最初由商代工匠铸造，几千年后被文物工作者从废铜堆中抢救出来，又由今天的修复师重新接续其生命。某种意义上，这件器物跨越数千年时间，始终在不同的人手中被守护。
记者：书中反复强调“可识别、可还原”的修复理念，这与传统“修旧如旧”有何不同？
戴维康：公众谈到文物修复时，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修得看不出来”才是最高水平。但随着现代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我们对“修复”的理解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今天的文物修复，更强调真实性、最小干预、可逆性和可追溯性。书中反复提到的“可识别、可还原”，正是这种现代修复观的体现。
所谓“可识别”，并不是故意让修补部分显得突兀，而是要让后人能分辨哪些是文物原有部分，哪些是后期修复部分。因为文物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它承载着真实的历史信息。如果修复过度，让人完全无法区分原件和后补部分，反而可能掩盖文物本身的历史痕迹。
所谓“可还原”，在文物保护中也常被称为“可逆性”。它强调今天的修复处理，应尽量避免对文物本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为任何时代的材料、技术和认识都有局限，我们今天认为合适的方法，未来未必仍是最佳选择。所以修复要尽可能为后人留下重新研究、重新判断和重新处理的空间。
真正好的修复，应该既让文物能够继续保存和展示，也不遮蔽它的历史信息。
记者：书中介绍了不少现代科技手段，比如AI辅助形态复原、AR模拟拼接、X-CT分析等。这些技术如何与修复师的“手感”或“眼力”相互配合？如何看待文物修复中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
戴维康：现代科技为修复师的工作提供了助力，让修复师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套判断工具。AI辅助复原、AR模拟拼接、X-CT分析、三维扫描等技术，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在真正动手之前，把文物信息提取得更清楚。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内部结构、病害位置、残损关系，也能让修复方案更有依据，少一些凭经验判断的不确定性。
但文物修复最后还是要回到人的判断。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技术上能不能修好，而是该不该介入与干预，修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最合适。这都离不开修复师长期积累的经验、眼力和手上的感觉，也离不开对文物历史价值和真实性的理解。
记者：书中有一章讲到三星堆戴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修复过程非常震撼。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
张珮琛：这件文物刚出土时令人眼前一亮。此前三星堆虽已出土过大量青铜头像，但这种出土时黄金面具仍然覆盖于青铜头像之上的组合形式是极罕见的。与此同时，修复工作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这件文物的状态非常复杂，青铜头像本体存在大量裂隙，局部结构已经非常脆弱；黄金面具部分由于长期埋藏与受压，已经严重变形。特别是耳部区域，几乎“压扁”了。更棘手的是，黄金面具上带有彩绘，由于三星堆黄金并不是纯金，其中含有一定比例的银，经过数千年埋藏，其金属状态已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断裂。
修复过程中最困难的是在修复和保留之间寻找平衡。我们纠结于哪些变形属于后期受压造成、需要适当调整；哪些痕迹本身已成为文物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应当被保留。最终，我们采用的是一种缓慢、渐进的整形方法。在显微镜下，修复师需要使用不同硬度、不同尺寸的工具，逐步清理附着物、释放局部应力，再一点点尝试恢复变形区域。整个过程非常像“外科手术”。有时一个微小动作可能需要反复调整几十分钟；有时一天的工作只是让某个局部移动几毫米。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件普通工艺品，而是几千年前古蜀文明留下来的真实历史遗存。
在显微镜下操作，人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时空感”。显微镜能让人看到金属表面极细微的加工痕迹，那是几千年前工匠留下的锤揲纹理。我们甚至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此刻正在触碰一个古代工匠曾经亲手完成的东西，甚至会想象古人在制作它的时候，可能也像今天的我们一样，需要反复调整、不断判断。
记者：二位都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你们认为，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方面，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张珮琛：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方面，关键还是要把“人、材料、技术和传播”几件事一起做好。一方面，要建立稳定的传承梯队，让年轻修复师在真实案例中积累经验、手感和判断力；另一方面，也要推动修复材料和方法的创新，使传统技艺符合今天对稳定性、可逆性、安全性和最小干预的要求。
戴维康：三维扫描、X-CT、材料分析、AI辅助复原等技术，也应成为传统技艺的有力支撑，让修复过程更加科学，可记录、可追溯。除此之外，还要把文物故事讲清楚，让公众理解修复不是简单“修一修、补一补”，而是在延长文物材料的寿命，守护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真正的传承，不只是把手艺传下去，更是把尊重文物的理念、对材料的理解和对历史的责任延续下去。（本报记者 张鹏禹）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6月11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