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丹麦汉学家曹伯义：陈季同如何向西方“自画”中国？

　　中新社福州2月27日电 题：陈季同如何向西方“自画”中国？

　　——专访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汉学家曹伯义

　　中新社记者 龙敏



　　1884年，时年33岁的中国外交官陈季同，在清朝驻巴黎使团任职期间，直面欧洲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用法语著就《中国人自画像》，以跨文化视角系统阐释清末中国社会生活，回应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偏见。该书一经出版，便迅速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发声的重要文献。

　　如今，欧美社会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仍存片面性与主观性。当年，陈季同如何向西方“自画”中国？其经验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有何启示？近日，丹麦汉学家、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上述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致力于汉学研究数十年的汉学家，您先后研究了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三位近代学者。陈季同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中学西传第一人”？

　　曹伯义：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三位学者，英文或法语的口语流利，书面表达也无懈可击。并且，他们极其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致力于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介绍给西方世界。

　　陈季同1851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6岁时考入位于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建立时名为“求是堂艺局”)学习法语。1874年至1890年，他先后赴伦敦、柏林、维也纳等地，特别是巴黎，为清廷的驻外机构工作。

　　1884年，33岁的陈季同用法文写就他最著名的作品《中国人自画像》，由此被誉为“中国近代中学西传第一人”。



2024年10月28日，在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内，丹麦汉学家、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曹伯义向来自巴西、美国、伊朗、格鲁吉亚等国的汉学家介绍陈季同。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中新社记者：陈季同在欧洲居住了16年。在19世纪西方普遍误读中国的背景下，他通过《中国人自画像》主动展示中国形象。在当时的中西关系背景下，这样的“自觉发声”为何弥足珍贵？

　　曹伯义：要理解这份珍贵，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19世纪中期，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均告失败。随后，包括洋务运动参与者在内的精英阶层意识到，不仅有必要与强大的欧洲国家建立联系、增进了解，也要主动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传递给西方。陈季同的写作正是基于这一需求。

　　令人惊讶的是，陈季同在逾140年前讨论的一些话题，在今天的中西方讨论中仍然被触及。

　　例如，在谈到对中国科举教育和官员遴选的看法时，《中国人自画像》书中写道，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人都可参加考试，以博取功名。虽然这种考试竞争非常激烈，但这种平等的参与权，在实质上，远比国外人们所崇奉的“永恒原则”和载在“人权”中的所有条文都要珍贵。

　　这一看法，与我今天在中国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当相似，尽管已经过去了逾140年。我很惊讶，陈季同在当年就有这样的视角。



2025年12月15日，北京，观众参观“聚天下英才——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展”。中新社记者 赵文宇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人自画像》出版当年就在巴黎多次再版，此后还被翻译成英文、德文出版。与同期西方传教士、旅行者记述相比，他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哪些维度实现了认知突破？

　　曹伯义：《中国人自画像》在19世纪末的欧洲曾十分畅销，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这不仅因为其文笔极佳，更因它迎合了当时“中国风”潮流下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但进入20世纪后，这本书在欧洲逐渐被遗忘。当时，西方眼中的中国成为一个遥远、落后且无关紧要的国度，缺乏欧洲的力量与活力。

　　在中国，这本书也长期被忽视。一方面，中国读者认为书中内容浅显平常，而陈季同使用的法式表达让中国生活显得“陌生”。另一方面，1911年清朝覆灭后，陈季同所属的官僚阶层成为历史。中国社会转向了新的目标，与传统思维产生了距离。

　　直到1998年，《中国人自画像》的中文译本才首次出版，中国国内对陈季同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与带有主观视角或猎奇心态的西方传教士、旅行者记述相比，陈季同的突破在于“以中国人的身份讲述中国故事”——他既不刻意迎合西方偏见，也不回避文化差异，而是以平等姿态呈现真实的中国文化和社会。这种“自我讲述”让西方看到了一个更立体、真实的中国，而非被他人塑造“建构的他者”。



清末外交官陈季同撰写的接受中国系列书籍。张芹 摄
　　中新社记者：在当今时代，陈季同“留存文化精髓又适配西方表达”的智慧，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有何借鉴意义？

　　曹伯义：200多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一直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先是大英帝国，二战后是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将越来越为世界所熟悉。

　　中国思想是以务实、包容、和谐为基础的，它不追求主导地位，也不打算取代其他文化。这与孔子的“和而不同”理念一脉相承——和谐如同和弦，需要由不同的、独特的音符组成，多样性是和谐的前提。

　　世界上如果只有单一的音符，就无法形成音乐的多样与和谐。正如生物多样性维持了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同样滋养着文明的灵感与延续。

　　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必将被认可为世界主要文化思想之一，但中国思想的“DNA”决定了它将为其他文化留出空间。

　　中新社记者：陈季同“自画像”实践源于福建船政文化的西学启蒙。如今，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我们应如何将陈季同“以文为桥”的历史资源和传统智慧，运用于当下中外文明对话？

　　曹伯义：今天，当我读到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四项全球倡议时，仿佛也听到140多年前陈季同的声音。他主张，中国乐意参与任何以“不同民族和平共处、改善民生”为前提的全球合作。

　　陈季同以文化为桥梁，增进中西理解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借助陈季同这类历史人物的实践经验，我们既能挖掘地方史中的文化交流资源，也能汲取“主动对话、平等交流”的智慧，为当下的中外文明对话提供历史参照与精神支撑。(完)

　　受访者简介：



曹伯义。 中新社记者 李国庆 摄
　　曹伯义(Carsten Boyer Thøgersen)，丹麦前驻广州、上海总领事，曾在丹麦外交部、欧盟委员会、私营企业和丹麦大学任职，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丹中贸易与投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著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China in the 1980s)和《从坚实的过去到充满活力的现在：1846年至2006年间大上海地区的丹麦人和丹麦公司》(From a Strong Past to a Dynamic Present: Danes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 1846 to 200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