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科斯的临界点终于接近了吗？

一次糟糕的民调可以被化解，两次可以归咎于方法异常。但当三家不同的民调机构，使用不同的问题、样本与方法，却指向同一趋势时，否认就不再是分析，而是自我欺骗。这正是小马科斯政府目前的处境。

社会气象站显示净评级为 -3，亚洲脉动为 -15，Publicus Asia 更是大幅下跌至 -27。所谓“净值”，是指赞成或信任度减去反对或不信任度，未决定者不计入。具体数字或许可以争论，但其政治意义无法回避——趋势已经十分明确。这就是“汇聚”。而汇聚的时刻，正是下滑从数据层面转变为政治现实的节点。问题不再是数据是否下滑，而是整个体制是否正在逼近一个临界点。

什么是临界点？

临界点不仅仅意味着低支持率。政府可以暂时承受不受欢迎的局面。真正定义临界点的，是三种更深层次进程的同步发生：合法性侵蚀、联盟缩小与叙事锁定。当三者同时出现，不稳定就不再是假设。

首先，合法性侵蚀。

政治合法性不仅来自选举胜利，更来自持续的公众认同。当民众相信领导者有能力、公正、诚信时，便能容忍错误与困难。但当前民调显示的不是突然崩塌，而是持续流失。菲律宾民众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有能力兑现基本承诺：控制物价、创造就业、管理经济、打击腐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治安，并以独立、平衡的方式处理外交政策。一旦这种怀疑固化，宽容空间便会消失，所有决策都会被质疑。

其次，联盟缩小。

当公众合法性减弱，精英阶层会趋于避险。地方政治人物重新站队，商界变得谨慎，甚至安全部门的忠诚也从本能转为有条件支持。这并非通过戏剧性的倒戈发生，而是通过沉默、迟疑、冷处理与策略性回避逐步显现。权力不是一夜消失，而是一层层被稀释。

第三，叙事锁定。

在某个节点，主导的公共叙事会固化：这个政府正在失败，而且它自己也知道。一旦这种叙事深入人心，之后的一切都会被置于同一视角下解读。政策显得被动，执法显得政治化，言论显得慌乱。政府不再定义事件，而是被事件定义。

戒严式担忧的蔓延

退休将军罗密欧·波奎兹被捕，以及马拉坎南宫暗示前南伊罗戈省省长查维特·辛顺的抗议呼吁可能构成“煽动叛乱”，都不是发生在政治真空中。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相关法律，而在于形象、时机与选择性。当政治资本充足时，执法被视为正当；当政治资本薄弱时，同样的行为会被视为恐吓。这正是从说服式治理转向施压式治理的转折点。

所谓“蔓延式戒严”的恐惧，并非因为坦克上街，而是因为信任崩塌。当信任低落，民众会对言论指控、选择性执法及高调逮捕格外敏感。此时，每一次逮捕都不再被看作执法，而被解读为政权行为。

波奎兹与辛顺事件之所以影响巨大，是因为它们强化了一种既有观感：高层腐败似乎被容忍，而基层异议却被刑事化。这种观感是否完全准确已不再重要，因为在政治中，观感往往比判决更快成为现实。

系统性信任侵蚀

Publicus Asia 于2025年底进行的民调显示，24%赞成、51%反对、25%未决定，净赞成率降至 -27。即便考虑误差范围，信号依然清晰：多数菲律宾人已明确反对政府表现。这已不只是总统个人声望问题，而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可信度危机。

民众的质疑不仅是道德层面的，更是能力层面的。他们在问的不只是“你是否诚实”，而是“你是否有能力”。物价上涨、服务不力、政策缺乏连贯性、精英阶层与民生脱节，汇聚成一个结论：这个政府感受不到民间痛苦，也似乎无力解决。

最不稳定的并非反对者，而是占四分之一的未决定群体。他们在观望。一场粮价危机、一次重大丑闻或一次严重失误，都可能促使他们迅速倒向一方。一旦如此，下滑将急剧加速。

随着国内合法性流失，外交政策也受到连锁冲击：谈判空间缩小、国际声誉风险上升、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软实力受损。信任下降，意味着外交回旋余地减少。

结论

临界点尚未完全到来，但危险在于“汇聚”。当不同民调机构用不同方法，却讲述同一个故事时，问题就已是结构性的，而非统计性的。

历史对那些将权威误认为信任的政府从不宽容。合法性耗尽的政府无法大胆改革，只能被动防御。内阁改组、公关操作和口号无法恢复公众认同。

当合法性不仅在顶层，而是在整个系统中崩塌时，政府也许仍能统治，却已不再领导。

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