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最弱一环？什么威胁着菲律宾的外部稳定

作者：安娜·马林多格——黄(Anna Malindog-Uy)（原载于《菲律宾商报》）

根据《菲律宾星报》引用美国银行的近期报告指出，菲律宾在东南亚拥有最弱的外部状况。简而言之，成为东南亚的“最弱一环”不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尴尬。对于一个已经因债务上升、顽固的通膨、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以及以政府大规模腐败为标志、持续消耗公共资源和投资者信心的治理危机而承受压力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闪烁的红灯。在标题之下，潜藏着国家再也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弊病。

弱势剖析

核心在于一个熟悉的不平衡：我们的进口远多于出口。尽管海外汇款强劲且服务业充满活力，但商品出口表现不佳，而进口需求依然强劲。美国银行将疲弱的商品贸易标记为经常帐的“关键拖累”，而菲律宾的经常帐现在是区域内最差的之一。菲律宾中央银行预测会有些许改善(预计在二零二五年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3%，二零二六年降至2.5%)。然而，持续的逆差仍然是逆差；它使披索保持脆弱，对外汇储备构成压力，并增加了外部融资需求。

“中高收入梦想”与现实差距

在这种背景下，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却乐观地承诺，菲律宾将“尽管存在腐败问题”仍能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乐观吗？是的。但这近乎妄想，或者更糟，是蓄意欺骗。将系统性腐败轻描淡写为“暂时性问题”，是淡化了已融入官僚体系运作核心的治理毒瘤(政府大规模腐败)。

经济现实与宣传口径相悖。截至二零二五年七月底，国家债务已飙升至十七点五六兆披索，突破了今年早些时候的预测。小马科斯政府下的债务似乎正在快速上升，仅在二零二五年的几个月内，债务存量就增加了约一兆披索或更多，而且马科斯政府将继续借贷。它计划在二零二六年借贷约二点七兆披索(约合四百七十亿美元)，以帮助资助预算并弥补预计约一点六兆披索的财政赤字。这笔“新的预计借款”大部分来自国内(透过国库券和债券)和外部(全球债券和贷款)，用于为年度赤字、基础设施和政府计划支出提供资金。

另一方面，通膨仍然波动不定，侵蚀着家庭的购买力。投资者信心正在下滑：二零二五年六月，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年减百分之十七点八，仅为四亿美元，而获批外国投资额在二零二四年第四季暴跌至五百七十七亿披索——较一年前的三千九百四十四点六亿披索骤降百分之八十五点四。当外国直接投资枯竭时，经济不仅失去外部融资，还失去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脆弱的外部状况加上疲软的外国直接投资，导致对资本流逆转和货币压力的脆弱性上升。那么，这些是一个处于“中高收入”跳跃边缘的国家的症状吗？

零关税困境

现在再加上一项偏重消费而非生产的政策。针对美国商品(包括汽车、药品、黄豆，可能还有小麦等)提出的零关税方案，据海关局估计将导致二百七十亿至三百亿披索的关税收入损失，这在收入萎缩和偿债支出增加之时无疑是一个财政打击。更糟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工业/出口战略，更便宜的进口货可能会激增，扩大贸易逆差，增加外汇需求，并对外汇储备构成压力。在供应面仍然脆弱的情况下实行进口自由化并非明智之举；这是在招致外部脆弱性。

制度腐败(政府大规模腐败)放大了这种脆弱性，这一点连美国国务院都已指出。基础设施中的“幽灵项目”(最臭名昭著的是防洪工程)、定价过高的采购、国会的预算追加以及不透明的可自由支配资金，持续从港口、物流、能源、教育、社会服务和制造业现代化中吸走数十亿资金。

腐败不仅浪费金钱；它还扼杀可信度。它会提高风险溢价，阻碍外国直接投资，扭曲公共优先事项，并将低效率嵌入国家能力之中。将此与对美国商品的零关税政策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到一场完美风暴：更弱的出口、更沉重的进口帐单、缩减的缓冲资金以及更高的偿债义务。

区域镜鉴

像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的同行，建立了具竞争力的出口基础和整合的制造业生态系统。相比之下，菲律宾仍然是一个依赖海外汇款和业务流程外包的消费主导型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称该经济体具有“韧性”。但韧性并不代表必然的命运。没有制造业的深度、物流的升级和廉洁的治理，宏观缓冲将持续削弱。

此外，外部弱势并非天灾；它是政策缺乏连贯性的结果。在自由化进口的同时未能加强生产和出口，是导致慢性逆差的配方。将腐败称为“暂时性”就像将白蚁侵扰称为“季节性”一样。言辞无法平衡国际收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或建造港口。它们也无法修复采购系统或将腐败的政府官员绳之以法。

的确，菲律宾正处于财政和债务可持续性的钢索上。它必须控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目标是逐步滑回60%或更低)，政府必须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确保稳定的收入，并避免失控的利息成本。但疲弱的出口表现、贸易逆差、波动的通膨和下降的投资者情绪(这损害了外国直接投资)却朝着相反的方向作用，使偿债更加负担沉重。

该怎么做？

通往中高收入水平的道路不是一份新闻稿，而应该是果断的行动。菲律宾需要制定其“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这包括针对电子、农产品加工和更高价值服务的定向支持；锚定企业和供应商发展；以及与港口连结的经济特区。必须透过修复港口、缩短滞留时间、疏通道路/铁路连接、稳定电力及基本社会服务的成本和可靠性来确保物流和能源的可靠性。它必须将任何关税减让与安全网/保障措施、内容本地化和出口绩效契约同步进行；遏制非必要进口的激增。它必须透过可预测的法规、更快的许可、合同执行、清晰的投资保护，以及最重要的，透过遏制腐败实现廉洁有效的治理，来重设外国直接投资的可信度。

马科斯政府所谓透过基础建设独立委员会进行的“反腐败运动”，必须公布其调查结果。听证会应公开并完全披露，包括姓名和项目清单。预防性停职应合法，黑名单、起诉以及将犯罪者监禁应毫不拖延地迅速执行。基础建设独立委员会的程序必须完全公开透明，才能具有公信力。

理论上，基础建设独立委员会可能成为制度问责的转折点。

然而，在实践中，它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政治便利的烟幕，一个用于转移视线而非实现问责和透明度的机制。

除非基础建设独立委员会能提供公开、可验证的审计报告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否则它只会强化一种观感，即腐败仍然是马科斯政府事实上的运作系统，正是小马科斯轻描淡写地称为“暂时性”的东西。

结论

的确，透明度、问责制和法治不是可选的附加组件；它们是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治理质量与增长持久性相辅相成。

小马科斯应记住，一个病态的经济无法透过将政府中称为“大规模腐败”的传染病轻描淡写为“暂时性”来治愈。 “暂时性腐败”的想法不仅是错误的；它是危险的自满和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