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极化与专业理解：解码老杜案件

（原载于《世界日报》）

从成都回到马尼拉后，我注意到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引发的广泛争论已经表现出多层次的传播趋势。围绕国际刑事法院（ICC）司法程序的讨论在不同阶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呈现着法律简化主义与立场偏见交织的认知挑战。

一、新闻倡议的议程化叙事。从信息筛选到语义引导，部份媒体采用了新闻框架策略来呈现特定立场，首先通过选择性筛选信息，过滤与预设立场相悖的证据；接着构建负面语义框架，运用负面词汇来影响集体记忆；最后以法律简化处理方式，淡化ICC《罗马规约》第12条的补充管辖原则。这种以意识形态输出为目的的新闻实践，实际上堪称一场“媒介审判”预演——当媒体将司法程序简化为道德批判素材时，公众对事件的法律认知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二、论证结构中存在逻辑缺陷，方法论矛盾，还有诉诸情感，频繁使用煽动性词汇。有些评论家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他们先假设了一个前提，并把所有对此提出质疑的证据统统视为“虚假信息”。这种论证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结论本身被当作论证的出发点，导致整个推理过程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

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 Artemio V. Panganiban 在《杜特尔特国际刑事法院案件的关键问题》（Pivotal issue in Duterte’s ICC case）的文章中所展现出的技术中立立场，如同打开了封闭舆论空间的多个观察窗口。他的论述之所以精妙，是因为建立了双重认知框架。退休首席大法官的文章对ICC的管辖权提出了疑问，基于国家主权原则，讨论了ICC在对非缔约国前领导人行使管辖权的合法性问题，并同步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司法政治生态中可能带来的实际后果。

当公众讨论被“支持/反对”站队简化时，专业技术性分析反而成为解决认知。这种既保持法学思辨纯度又正视权力博弈矩阵的论述策略，成功规避了立场先行的认知陷阱。当公共讨论被简化为"支持/反对"的站队时，专业主义的技术性分析反而成为了对抗认知极化的解毒剂——它不提供情绪宣泄的出口，却为理性思考保留着最后的逃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