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角色”亲历中国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践行记）

数据来源：新华社等

这是我第十八年参加全国两会。每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心里都充满期待。这么多怀揣民情民意的代表委员来到这里，交流讨论的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这不就是对中国政治制度优势最生动的一种体现吗？
我是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亲历两种“角色”，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了更深的理解。
打个比方，人大代表就像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老百姓选我当人大代表，我就要代表大家的意愿，依法行使国家权力。
我一直关注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问题。上海虹桥立法联系点的一名立法信息员说，这是个“不讲白不讲，讲了不白讲”的地方。确实是这样，联系点是“直通车”，原汁原味的基层声音从这里可以直达国家立法机关。
比如原来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的，应当予以训诫、责令其缴纳保证金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对于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可以没收保证金。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提出，每个家庭经济条件不同，这种情况还是以教育为主。这个修改意见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转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后，被吸收采纳。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删除了缴纳和没收保证金的内容。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经过调研后提出“科学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扩大群众参与范围”等建议，很多代表也建议在立法法中增加相关内容。
参与多轮审议后，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我与其他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郑重按下表决器。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表决通过。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深入听取基层群众意见等内容写入立法法，我的部分建议被吸纳。
看到百姓意见成为国家法律，我非常兴奋！倾听老百姓的心声、为群众做实事，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理解，政协委员在履职时，既要尊重多数人，也要照顾少数人。大家有事好商量，就能找到“最大公约数”。
10年前，快递行业发展迅猛，一些问题随之而来。消费者担心“包裹丢了怎么办”“纠纷来了向谁投诉”，快递公司希望给暴力分拣、问题快递下个明确定义，政府部门在考虑什么样的机制能减少纠纷。
为此，全国政协组织实地调研，并围绕“《快递条例》的制定”召开第四十六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我也参加了会议。
我印象很深，会上政协委员、有关部委和企业代表畅所欲言，时有争论交锋。有人提出“都说禁止抛扔，一米是抛扔还是半米是抛扔？”有人坦言“安全的主要责任被放在快递公司身上，这让我们压力很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为决策规划积极建言献策。
我发现，当时的《快递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只有“向快递企业投诉”一条渠道。快递企业怎么可能解决所有纠纷？如果投诉不成，用户当然可以向法院起诉。会上，我提出“将投诉、申诉、仲裁、起诉等纳入纠纷解决机制”等多个建议，并在之后的全国两会上提交相关提案。很多建议在后来的《快递条例（草案）》中都有体现。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这是协商民主的魅力。
不管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都是给老百姓办事的。“盲盒销售、剧本杀这些可能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新业态怎么监管？”“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能保证自己不出差错吗？”等等，这些年来，我听到过来自群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惑，也因此走访调研多个部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提案。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5年，按照制度安排，每年全国两会我不仅讨论政协议题，还要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参加对有关法律修改、“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等的讨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我也认识到，人大制度在运行中就包含协商形成共识的过程。比如一份法律草案，就要经过社会各界充分协商、反复修改，才能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
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这样，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每个环节、每个方面，都能体现群众意愿、听到群众声音。
4年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曾关注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并撰写提案。今年，我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继续聚焦这一群体，就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提出建议。
这么多年的亲身经历，让我对“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有了更真切的感受，这也是最好的课堂素材。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回到学校后，我要把这些讲给学生们听。
（作者汤维建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记者崔璨采访整理）
《人民日报》（2025年03月10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