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泉州的菲前参议员科赛腾告诉你，如何近距离读懂中国

编者语：当地时间12月11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举办第十三届“读懂中国”中菲关系马尼拉论坛。菲律宾前参议员科赛腾女士（Nikki Coseteng）发表了以《近距离读懂中国》（Understanding china up close）为题的演讲，科赛腾女士以自己的菲华背景为例，讲述了她对中国的理解。以下为演讲全文。

近距离读懂中国（Understanding china up close）

我对中国和华人的理解，来自于一些相对简单的事实。我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如今理解中国的过程已经变得异常复杂，充斥着各种混乱、不准确的信息以及虚假报道。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因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媒体实际上既不了解中国，也没有意愿去真正了解。然而，这种态度恰恰反映了西方媒体主流叙事的现状。

因此，今晚我将抛开政治立场，从我个人的真实感受出发，谈一谈我眼中的中国——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希望我的讲述能够或多或少帮助大家认识和了解中国。

一、我出生在一个菲华家庭，有75%的中国血统

我出生在一个菲华家庭，有75%的中国血统。我的父亲埃默森·柯斯腾（Emerson Coseteng，许省三，编者注）是100%的中国血统；我的母亲艾丽斯·马奎斯·林（Alice Marquez Lim）有50%的中国血统——她的父亲何塞·马奎斯·林（Jose Marquez Lim）是中国人，母亲朱迪斯·瓜恩科（Judith Guanco）是菲律宾人。

我很幸运，因为我见过我父亲那边的曾祖母，我们亲切地称她为“阿太”。她是一位佛教徒，生活简朴，住在马尼拉比诺多那拉街（Narra）的一座寺庙里。她裹小脚，念佛茹素，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女性——举止端庄、沉稳优雅。

像大多数华人家庭一样，我们大家族住在一起：包括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我当时唯一的姐妹Leah，以及我父亲唯一的兄弟Edison。

在家里，我的父亲、祖父母、叔伯和他们的朋友主要讲闽南话和英语，我和父母用英语交流，和祖父母则用中文交流。在成长过程中，我与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叔叔阿姨们用英语交流，与家里的帮佣则用他加禄语和伊隆戈语沟通。我母亲与她的兄弟姐妹、父母及亲戚们说伊隆戈语。我还从我的保姆、厨师和洗衣工那里学到了一些伊洛卡诺语。

我的外祖父Jose Marquez Lim来自怡朗省（Iloilo），能说流利的中文、西班牙语、英语和伊隆戈语。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是胡安妮塔·马奎斯·林·郭康威（Juanita Marquez Lim Gokongwei）。我的外祖母则精通西班牙语、英语和伊隆戈语。

二、老宅记忆

我们家吃中餐和菲律宾菜，但更偏爱中餐。我清楚地记得，祖母煲的鱼翅汤和乌鸡汤堪称一绝，乌鸡汤里有鲍鱼、香菇以及各种药材，十分鲜美。有时候，为了吃到祖母煲的汤，我会假装自己“身体不适”。

中餐是一种及其丰富的饮食文化，就算每天吃中餐，也可以一整年不重样。然而，几十年前，当我开始意识到捕杀鲨鱼的问题时，我就不再喝鱼翅汤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马尼拉通多巴鲁特的北湾大道（North Bay Blvd, Balut, Tondo），我在那里长大。我家有一个网球场，祖父和父亲常常邀请朋友来打网球，他们的朋友有华人，也有菲律宾人。我们家还常常举办派对，朋友们也会来游泳、跳舞，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泳池和一个舞厅。

翻开家里的相册，还能看到祖父母和一些菲律宾政府要员的合影，比如拉蒙·麦格塞赛（Ramon Magsaysay，菲律宾第七任总统，编者注）、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Garcia，菲律宾第七任总统，编者注），他们曾在任期内到访过我们位于巴鲁特的住所。

我们家的后院就是马尼拉湾，后院和大海之间，隔着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堵宽大的海堤。每天清晨醒来，我都能看到来来往往的渔船。在耶稣受难节的早晨，我们会在后院对面的桥上，看到一些鞭笞自己的人跳桥入水。

时光流逝，老宅仍在。如果不是因为后院要修“烟山”（Smokey Mountain，50多年前在Tondo修的垃圾填埋场，编者注），也许我们如今还住在那里。

三、童年记忆：和祖父一起去“上班”

我的祖父爱德华多·柯斯腾（Eduardo Co Seteng，许有超，编者注）是安泰银行（Equitable Ban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我清晰地记得，每周我都会在Juan Luna街上的安泰银行大楼里待上好几个小时，玩各种颜色的纸币。

作为长孙女，我经常跟着祖父一起去“上班”。我很早就感受到了华人勤奋工作的精神和善于做生意的商业氛围。在我们家，没有人会超过6点才起床……除了我！

我最喜欢的杂货店位于华人区Dasmariñas街的转角处，祖父常常在那里给我买各种进口糖果。另一个最爱是翁宾街的永美珍（Bee Tin），这家店如今还在。

我们从Salazar面包店购买各种面包、月饼（hopia）、发糕（hwat ke）、糖霜花生、年糕（tikoy）和其他零食。肉类、蔬菜和水果则是在Quinta市场和Arranque市场采购。购物和娱乐都集中在埃斯科尔塔（Escolta）大街，有Chiok’s香水店和La Estrella del Norte，据说著名的珠宝商汉斯·布鲁曼（Hans Brumann）就是在这里发家的。

周末，我们乘坐双层摩托客（Motorco）巴士，沿着当时的杜威大道（Dewey Blvd）兜风，最后到达位于帕拉纳克（Parañaque）的哈雷海滩（Jale Beach），在那里游泳和野餐。

这就是我的童年时代，在华埠、马尼拉市中心以及老城区，留下了我数不清的美好回忆。

四、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欧美品牌——玩具是费雪（Fisher Price）和通卡（Tonka），家电是摩托罗拉（Motorola）、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西屋（Westinghouse）等等；作为汽车爱好者，我的父亲收藏了一系列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豪车，比如凯迪拉克、捷豹、奔驰……

在我的记忆中，即便到了90年代，市面上也很少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那时，没有人想买中国制造的电饭锅，更别提其他来自中国的商品了。因此，谁也无法想象，到了今天，像华为、美的、小米或比亚迪这样的中国品牌能够风靡菲律宾，更别提以350公里/小时运行的中国高铁了。

在我的童年乃至20多岁时，我从未想过会有如今的中国空间站，远远超越了“西方”空间站——那个甚至不愿让中国参与其中的项目。

直到最近，大多数人对“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168购物中心和幸运中国城那些商品上，它们看起来不错、数量充足而且价格便宜。但如今，我们的印象需要更新了。

有西方媒体采访苹果CEO蒂姆·库克，问他为何选择在中国建厂，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吗？库克的回答是：当他需要高技能和精密工程师时，美国只有满屋子的人可以面试，而在中国，他可以从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候选人中挑选！

五、祖父祖母教给我的事情

追溯家族历史，我的祖父曾在1932年担任厦门市的首任市长，他还参与了当时第十九路军抗击侵华日军的行动。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是在1989年。那时候，卡洛斯·陈先生（Carlos Chan）赞助我们迪利曼预备学校（Diliman Preparatory School）的教师团队访问上海和西安。通过这次旅行，我们发现，中国与传闻中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主要在菲律宾、英国和美国的学校接受教育，并在那里度过了大半人生，但我从未忘记自己的中国血统。

我的祖父在我10岁时去世，但那些与他共度的岁月在我身上刻下了很多印记。我还记得祖父曾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中国的一座桥上看到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年后，我访问中国时，这句话又被几个人提到过。这让我确信，这并不是祖父虚构的故事。

虽然每次讲到这个故事时，大家都没有详细展开，但我可以断定，这背后必定有一个触动人心的历史事件，以至于让每一个人中国人都把这句话牢记在心，并暗地里奋发图强，揭掉屈辱的一页。

我的祖母Mary Tan是一位知识女性，很有文化。许多亲戚朋友都会请她阅读来自中国家人的信件并代笔回复。大家之所以信任她，是因为信中内容从未被泄露——她从不是爱传闲话的人！我喜欢听这些女性聊天，专注地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练习闽南语，也让我从她们口中了解到中国的真实生活。

祖母一生俭朴，她常年使用两套单人床单和两个枕套，她只有五双鞋子，手提包基本是五六十年代的款式。

她不用化妆品和香水，大部分时间亲手洗自己的衣服，自己做饭。她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信条的最佳践行者。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继承她的这种品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另一个遗憾就是我不懂普通话，这两点都几乎是不可原谅的。

六、与中华文化的连结始终存在

在小学阶段，我与马尼拉的华人社区几乎没有太多接触。因此，与父母或祖父母一起去中国城，对我来说就是有趣的冒险。

夏天，我们常在中国香港度过。我外祖父在九龙、靠近弥敦道（Nathan Road）的街角有一栋楼。我们还会搭乘渡轮前往澳门，探望我母亲早年在嘉诺撒学校（Cannonian School）就读时结识的修女们。

这种与中华文化的连结始终存在。即使成年后，我们也会在11月专程前往香港品尝上海蟹，与好友前往普陀山、南海祈福许愿。神奇的是，我们许的愿都会实现！

很多华人家庭在取得菲律宾公民身份后，会选择将自己的中文姓氏改为菲律宾姓氏，我曾经很不理解这一做法。我们家一直保留了原来的姓氏。我父亲的弟弟爱迪生（Edison）为他的家庭保留了柯斯腾（Co Seteng）这个姓氏，而我们的家庭至今仍保留简化后的单词“Coseteng”。

在我们年轻时，中国大陆并不是旅游地图上的推荐目的地。直到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情况才开始变化。在那之前，很少有菲律宾人，甚至菲律宾华人，考虑到中国大陆度假，更别说与大陆中国人做生意了。

那时的中国贫穷、落后、不方便，甚至不卫生、不舒适、交流困难，可以说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格格不入。大部分人不会说英语——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以为所有人都会说英语，而我们菲律宾人是这方面最优秀的。然而，后来我逐渐明白，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不说英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聪明，今天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读菲律宾大学时，我第一次接触到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当时，《毛泽东语录》（Mao’s Little Red Book）被视为煽动性材料，持有它是违法的。这让我很不理解——因为我全心全意地认同，妇女确实撑起了半边天。

七、泉州寻根之旅

后来，我成功当选为国会第三选区的代表，有机会随代表团回到祖父的家乡——福建泉州一个叫“Tan Nah”的村庄，也拜访了祖母的家乡——泉州的“Chim Ho”。

那是我的寻根之旅的开始。第一次到访时，厦门的机场又小又拥挤，闷热昏暗，完全不像“第一世界”的场景。但我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尽管这是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地方，却让我感到自己并非局外人。他们用尽全力让我感受到归属感。

当时的道路大多未经硬化，尘土飞扬、颠簸不平。汽车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拥挤的路上艰难前行。商店和住宅用小油灯照明，人们的衣着简单朴素，颜色单调，款式极其简约。

出发前，一些亲戚和菲律宾华人朋友建议我带上肥皂、卫生纸、洗发水、罐头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作为礼物送给泉州的亲朋好友。泉州的父老乡亲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要迎接一位“Tan Nah”重要人物的后代，以及那些为家乡贡献了巨资的菲律宾华人富豪。

这些海外华人慷慨地为他们的家乡修建了壮观的村庄、企业、基础设施、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源。要知道，许多人当初几乎是两手空空地离开中国，而如今，他们愿意将自己在海外取得的财富贡献于家乡的进步与发展，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也正是在那时，我有幸结识了福建省海外华侨事务办公室的官员。至今，我们仍保持着友谊。无论我身在中国的何处，他们总是尽力为我安排许多难忘的中国之行。

八、20年时间，中国的变与不变

从1989年到2010年，整整20年，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巨变。即便时至今日，我仍难以相信这一切。在我全球旅行经历中，从未见过类似的变化。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你不禁会问：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做到？

从仅有自行车道、汽车道仅供政府来宾使用的道路，到如今不可思议的高速公路网络——多层立交桥有时高达五层以上，能容纳各种车辆与列车通行；从老旧的火车、锈迹斑斑的巴士和拖拉机拉着简陋车厢的情景，到如今满街奔驰的欧洲豪车，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

我还记得，厦门到福州的高速公路修建时，整段路的车程需要五个小时。当时，只见一些简陋的拖拉机拖着石块，由工人用双手将石块铺在地面上。两年后，高速公路竣工，车程缩短至两个半小时。而现在，高铁只需约一个小时便可到达。

泉州的亲戚朋友告诉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家中几乎没有厕所，只能去蹲坑式公厕。而今天，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私人场合，游客都会看到装饰着大理石与玻璃的现代化卫生间，所有设施和建材均产自中国。

过去，许多人居住在传统的砖瓦房中，如今他们搬进了高层公寓或多层别墅。曾经，廉价的胶鞋款式单调，衣服的染料还会染到皮肤上。仅仅几年之后，国际顶尖设计师设计的高端服饰已出现在巨型现代商场的精品店里。

我还记得，那些一两层到六层的商铺建筑逐渐被40至60层的玻璃钢结构高楼所取代。听说，在建设高峰期，当地政府每月会发放数千份建筑许可。

那些曾是菜地与农业用地的区域，如今变成了灯光璀璨、设计惊艳的现代化建筑群！尽管城市化迅猛发展并取代了部分农田，得益于先进的技术，中国的供水系统、防洪设施、灌溉网络和农业生产效率仍处于最高水平。

巨大的发展变化值，中国的哪些东西没有改变？北京的长城和紫禁城？西安的秦兵马俑？还有其他许多见证五千年辉煌历史的纪念碑？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追求创新、创造力以及为人民提供更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激情与决心，这些从未改变。

当人们谈论到某个国家旅行时，他们常常会说，“我已经去过那里了”，似乎一次旅行就足够了解一个地方。但对于中国来说，当我提到自己六个月前或两年前去过那里时，人们总是表现出震惊的表情。确实如此。从1989年起，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我每次回访，都会发现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仿佛每一次旅行都像是在发现一个全新的地方。

即使是那些被精心保护了几个世纪的自然奇观，现在也有了庞大的度假村和接待中心，以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疫情前，中国每年接待了约6000万国际游客，而我们的菲律宾仅为550万。

我第一次访问西安，是在90年代末。那时，我们的车辆几乎能开到兵马俑的门口。而最近一次去时，停车场距离挖掘现场有一公里远，我们需要坐摆渡车才能到达。自那以后，周围还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这让我再次见识到了秦朝的辉煌，展示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宏大视野和精湛技艺。这次经历再次让我意识到，中国对历史遗产的重视和对创新的追求。

九、中国的巨大成就，是和平发展

每次去中国都是一次启发。它让你感动，同时也挑战着你对世界的认知。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巨大差距，我不禁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于是，我继续提问，结识更多的人，力求理解。从童年到青春，再到成年、为人父母，如今作为六个孩子的祖母，我的思考一直回到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国家不能像中国一样？为什么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不懈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世界亲眼目睹了中国的蜕变——从几乎全体贫困到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能享有显著的繁荣。亲眼所见，才会相信。

不可否认，中国也并不是十全十美，发展过程中也走过许多弯路。然而，正是因为中国能够认识到这些错误，并且加以纠正，才能逐步过渡到以一个明确目标为导向的系统：那就是让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国并非通过征服世界、炫耀或自夸来获得这一切，而是通过行动，向世界展示如何让人民过上比他们父辈更好的生活。

对比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我送给一个孩子一个玩具和一块肥皂，而今天，他已经开上了保时捷卡宴。中国没有开一枪、没有投下一颗炸弹，没有征服或奴役其他国家，就实现了这个巨大的发展的转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或许我在观察中漏掉了一些细节，但我认为，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也未必能接近这种成就。

十、要读懂中国，必须亲身体验

要读懂中国，必须近距离去看。过去的35年里，我频繁地回到中国，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是为了将我从童年到现在所学到的一切与当今的现实结合起来。转型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是中国公民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对于那些亲眼见证过这一切的人来说，信息是明确的：进步、自豪和对人民的不懈承诺。

当然，在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我也常常感到困惑。如何调和我亲眼所见的中国与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我该如何处理这一切？在这些势力不断以各种形式抹黑和摧毁中国的过程中，我选择相信自己亲眼所见和理性判断。

我曾在福建几乎垂直的武夷山上攀登，沿着蜿蜒的河流坐竹筏从岸边行驶至山脚。我曾徒步两天，欣赏安徽黄山冬季的扭曲松树、低垂云朵，沉浸在那壮丽的风景中。

我还走过中国很多地方。成都、昆明、丽江、以及通往拉萨的聚寨沟。昆明的石林和美丽的花市不容错过，丽江的房屋保存完好，仿佛是通向天堂的优雅阶梯，依旧保留着几个世纪前的模样。当然，还有成都，熊猫的故乡，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艺术形式——变脸！

西藏的风景和人文令人屏息，我们体验了藏族文化和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

我还必须在江苏省的南京停留一趟，这里有8500万人口。我无法抗拒那精美的刺绣和锦缎，总是不得不多带几只行李箱带回家。

在一次中国之行中，我不得不去杭州，那里以马云的故乡而闻名，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拥有美丽的建筑、花园和湖泊！

我曾前往山东省观赏成千上万尊佛像——这是一个拥有1亿人口的省份，几乎和菲律宾的大小相当。还有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雄伟龙门石窟，那里的佛教石像超过了10万尊。

我曾带着朋友和家人三次前往哈尔滨，体验那里与众不同的冰雪节，雄伟的冰雕和雕刻堪称一大奇观。各种冰雪娱乐活动让我们十天的停留时间显得不足，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桂林是中国最美的自然景观之一。我们在宁静的江面和奇妙的岩石景观中巡游，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平和。

福建厦门是我的旅行舒适区，因为这里的语言和美食更为熟悉，沟通更为顺畅。对我来说，回到“喜余地”看望远方的亲戚时，我不禁感到一些嫉妒，因为他们过上了自己从未想象过能够实现的优质生活。

我曾多次访问广州，这里有1.26亿人口——我们穿越了珠海大桥，它几乎跨越了60公里的水域！我们观察到，前瞻性规划、技术和执行力，按照最适合该省、国家和世界的方式进行，无不显现出来。难怪他们能将广东省建设成“世界工厂”！每年举办两次的广交会是中国最大、最古老的博览会。它为游客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了解中国最新的产品和材料。全世界都在热切期待这一双年盛会。

更不用说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实在是中国发展蜕变的里程碑。这些城市以及中国所有的其他城市和省份的设计和建设，证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一贯思路——他们希望保持和平、繁荣与和谐，不仅为他们的人民，也为全世界。

读懂中国的旅程，可以说从我的童年开始，作为我成长的重要部分，后来通过与当地菲律宾华人政治支持者的友谊，以及通过与中国各级企业家和官员的接触，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理解和认知。尽管我曾被菲律宾商人甚至朋友重重诈骗过，但至今尚未被华裔菲律宾人或其他地方的华人诈骗过。所以，这极大地形成了我对中国和中国人非常准确的认知。

十一、我眼中的20个中国精神特质

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中国人从很小的年纪就接受教育，具有以下特质：
1. 讲信用
2. 清晰且强烈的大局观和一体观念
3. 真诚地帮助他人
4. 在几乎所有方面都领先，除了死亡
5. 无限的耐心
6. 努力工作
7. 目标明确
8. 眼光远大
9. 思考者、规划者、目标设定者和执行者（注意，我没有说是梦想者！）
10. 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偏见或种族歧视
11. 喜欢低调
12. 先考虑人民的福祉，再去追求宣传
13. 高标准的工作态度，追求卓越
14. 重视、理解并了解历史（历史总是作为他们规划未来的指南）
15. 果断和行动导向
16. 慷慨
17. 实用主义
18. 强烈的家庭观念，并尊重等级制度
19. 偏好和谐而非冲突
20. 精通普通话，能够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

从这20个特质中，我们能学习到很多东西。中国取得的显著进展，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加以执行。我们只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努力。

十二、被POGO污名化的中国人形象

不幸的是，在如今的菲律宾，一提到中国或者中国人，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POGO，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各种负面印象，比如大庭广众抽烟、豪饮、赌博、炫富，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大部分菲律宾人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第一印象总认为他们是违法者，并支付巨额费用以逃避惩罚。但这与小部分人的行为密不可分。

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在疫情期间，在我的公寓楼里，一群中国人进入电梯时，我正在下楼去停车场。当时疫情很严重，大家都被告知要戴口罩并保持距离。他们没有戴口罩，还在剧烈咳嗽。我问：“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还在咳嗽！你们会把我们感染，我们可能会死！”他们回应：“这关你什么事？”我说：“这关我事！这关系到大家的安全。”

后来，我写信给Rockwell的总裁和我们公寓楼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最终他们被赶出了公寓。

另一次，在餐厅里，一群中国人正在就餐，尽管桌子上和墙上有明显的“禁烟”标志，他们依然在吸烟。我站起来告诉他们，菲律宾法律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对此，他们表现得满不在乎，直到我要求管理层让他们离开。

这些例子，都证明了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如何塑造外界对整个人群的印象。将14亿中国人和不遵守规则的小部分人对等起来，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些印象甚至也危及菲律宾华人群体。

因此，为了促进相互理解、信任和尊重，中国人应该努力展示他们最好的方面，而不是最坏的一面，尤其是在他国，不是仅仅在菲律宾。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隔阂、阴影，甚至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我们国家公开且积极的“中国恐惧症”，我祈祷这种情绪不会引发没有根据和不必要的行为或暴力，导致相互之间的伤害。

反华情绪在菲律宾社会中各个层面都有体现，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小心谨慎，避免这种情绪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

十三、读懂中国的唯一途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立场，通过维护我们地区、东盟的和平，确保我们成为理解的桥梁，而不是制造分裂的墙壁，这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我也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理解中国，而中国人也应当尽到自己的责任。

菲律宾华人通过由菲律宾华商总会、菲律宾华商会、亚太商会等组织领导的多种组织，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他们在灾难和困境中展现了同情心。

他们是火灾或洪水发生时最先到达的；在缺乏学校建筑的地方提供校舍；他们提供医疗援助和奖学金。这个名单长且意义重大，我们感谢他们的同情心和慷慨，他们常常是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帮助社会中不幸的成员。

当我今天想到中国时，我想到的是食物、长城、玉器、丝绸、瓷器、美丽的石材和精美的手工艺品、电动汽车、电子产品、高速列车、干净美丽的城市、花园、纪念碑和自然公园、令人惊叹的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一个在一代人之间从极度贫困跃升到富裕的国家，中国没有忘记曾经经历的苦难，并且牢记并生动地从历史中学习，同时向前向上，确保不重复曾犯的错误。

读懂中国的唯一途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且，他们在近期的确立的无可辩驳的记录是：中国没有在任何领导人的垮台、任何国家的毁灭或灾难中作出任何贡献，反而是通过不断的进步，将更多的贫困人口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心底，我总是把中国称为一种文明形态，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