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名家坊 | 徐泓：为什么要写《燕东园左邻右舍》？

中新社北京2月5日电 题：为什么要写《燕东园左邻右舍》

——专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

作者 徐皇冠 文龙杰

今年年初，北京大学徐泓教授的力作《燕东园左邻右舍》出版。作为燕京大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专门为教授们所建的住宅区，燕东园的22栋小楼承载太多燕大和北大教授及家人的历史往事、情感与记忆。

燕东园的老住户、年逾古稀的徐泓教授，将这些小楼里的住户与往事娓娓道来，以特稿笔法和详尽史料，叙述了发生在燕东园的往事变迁、学人成就、学术传承、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绘就了一幅学术文化传承的生动画卷。徐泓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她写作的初衷，以及对记述时代的感怀与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燕东园左邻右舍》让挂上“历史建筑”标志牌的燕东园22栋小楼“开口说话”，您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徐泓：燕东园在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园东门外大约一里的位置，自1926年到1930年间建成，居住过多位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教授。我的父亲徐献瑜曾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在我出生一百天时，全家从燕南园59号搬家至燕东园40号，并一直居住至今。

2021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我们家就被挂上了“燕东园40号”的牌。这件事促使我想写这本书。我觉得，保护建筑，其实是在保护历史，而保护历史就是保护曾经在这里住过的人，在这里发生过的事。

北京大学西门。罗星汉 摄

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命运给了我两个馈赠：第一就是我出生在一个教授家庭，从而有幸生活在燕东园这样一个近百年来著名学人居住的园子里，成为这个园子里资格最老的住户。

第二个馈赠就是，我这辈子一直从事我最喜爱的新闻业。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了5年新闻，在媒体里，当了30年记者，然后回到大学里教新闻，又教了20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新闻行业，我认为自己从骨子里始终是一名职业记者。因此，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都要求我把燕东园的百年变迁记录下来。

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我的一份答卷，献给我终身从事的新闻业。同时也将这份答卷交给我所有的学生——我教他们新闻，我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他们应该怎么做新闻。

徐泓著《燕东园左邻右舍》封面。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书写燕东园记录了近百年间的时代动荡与读书人命运。有评论称，本书是对一代学人一片冰心的致敬。能否说说您父亲和他那一代学人？

徐泓：我的父亲徐献瑜1936年赴美留学，两年后获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这所大学获得博士衔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1939年回国后，他先后任教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是中国计算数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他过完100岁生日后，因肺炎住院。我忘不了父亲临终前的情景，他要笔和纸，颤抖着慢慢写，从上至下竖写他的签名“徐献瑜”，从左至右横写“再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第二天，有媒体刊登特稿，题目是《再见，“徐献瑜”一代》。

2009年4月18日，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举行，近千名燕大老校友聚会一堂，共叙旧情。侯宇 摄

父亲这一代，主要指的是出生于清末民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欧美，立志于科学救国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一代人几乎有着共同的经历：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国运转折的时候留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受了，改革开放以后尽力了。我父亲在这一代里并不是顶尖的，在燕东园居住过的学人还有更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本书出自我们燕东园二代的视角、私人的记忆，以此缅怀与致敬我们的长辈。

中新社记者：走访调查、考证梳理燕东园的过往不是件容易事，您为何要与遗忘抗争？

徐泓：某种意义上，历史是在不断被掩盖和消灭的。历史本身既塑造人物，又消灭人物。把历史的真相，把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的真实状态保留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也是非常艰苦的事情。

我的书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打捞和抢救。

“打捞”，是因为太多的人被历史掩盖了。中国的历史被“宏大叙事”窄化得让人只知道帝王将相和一些个别的人，但实际上还有太多为中华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应该见诸史册。

另外就是“抢救”，现在不去抢救，他们就会被选择性遗忘，等到当事人都不在了，这些人和事就彻底被淹没、从历史中出局了。

2006年2月14日，一名女士推着自行车准备进入位于北京大学校内的全斋。全斋是当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一九二零年所建的“德才均备体健全”七斋之一。徐曦弋 摄

做这些采访和考察，就是在与遗忘抗争。有的时候遗忘一些东西，尤其苦难，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种释放，这样或许能够快一点走出苦难和黑暗，去迎接光明。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遗忘，而且是故意的、选择性地遗忘它所遭受的苦难，那就很可悲了。一旦遗忘，同样的苦难就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

中新社记者：您终身从事新闻业，《燕东园左邻右舍》用记者的笔法叙述历史，您认为新闻与历史有何联系？

徐泓：我有一个学生说，新闻学的尽头就是历史学，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新闻学和历史学其实有着很紧密的亲缘关系。两者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新闻追求真实性，历史追求真相，都要求用事实说话。

另外我个人认为，任何学科，尤其人文社会学科，如果没有历史学做核心的基础，这个学科的发展可能很难获得内在的生命力。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来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很多东西都会是虚无的、不切实的。但走到尽头，人们会发现有很多历史是被遮蔽的，当把这些被遮蔽的历史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新闻。我的老师、新闻学泰斗方汉奇先生对我说：新闻与文史是相通的。

中新社记者：《燕东园左邻右舍》追求事实、追求真相，会通了新闻与历史，在写作中有何方法？

徐泓：我觉得我在坚持着一种新闻写作。国外有很多记者出身的历史写作者都是这样做的。新闻写作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场意识。我一直认为记者这个职业是一个行动着的职业，行动的目标就是现场，因此必须抵达现场，看到现场真实的面貌、真实的情况，争取采访到足够多的当事人，以至于能够完成那个真相的拼图。对于记者来说“现场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写作这本书的全过程中，我想要通过采访，通过查阅尽可能多的史料，去抵达当时的历史现场。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春色宜人。易海菲 摄

抵达“现场”，通过新闻语言，把“大词”与“概念”具象为细节。俗话说，“魔鬼在细节之中”。只有真正抓住了生活中的细节，可能只有两三个细节，就能够体现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意境或形象。

我也在抵制互联网上碎片化的文化，尤其情绪化的表达和发泄。希望用一种克制的、善意的文字来书写。还是应该用善意来理解，用善意来联系，用善意来沟通。我的书里写到很多人情的关系，例如那一代学人在危难、重压和选择关头，怎么处理亲情、友情和爱情，力图让整本书的文字温暖起来。(完)

受访者简介：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