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利群：为何说北魏谭副造像是东西文化交融见证？

编者按：丝路千年，东西贯通，器以载道，文化交融。两千多年里，沿着丝绸之路的驼铃古道、商船航线，不同地域、民族的多元文化激荡交融，无数印证东西方交流互鉴的遗珍散落其间。值此“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中新社“东西问”今起特推出“丝路鉴宝”系列策划，从馆藏文物中探寻丝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足迹。
　　
中新社邯郸10月22日电 题：为何说北魏谭副造像是东西文化交融见证？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何利群

中新社记者 牛琳

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是“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历史上曾孕育众多名僧、佛坛领袖。2012年，这里发掘了一处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佛教造像埋藏坑，一次性出土佛造像的数量、品相、材质位居中国之首，世界罕见。

这些佛造像堪称“半部中国佛教造像史”，修复完成部分现收藏于邺城考古博物馆，谭副造像是“镇馆之宝”之一。相关造像样式怎样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又如何见证“中国佛都”的文化交融？中新社“东西问”近日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何利群，揭秘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往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邺城佛造像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为何被掩埋于邺城地下？

何利群：临漳古称“邺”，曾先后作为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都城。邺城虽建都于乱世之际，却是都城规划肇始地、建安文学发祥地、佛学弘传中兴地、多元文化碰撞地，在政治制度、城市建设、文学艺术和宗教传播方面大有建树，对后世影响至深。

文献记载，邺城是佛教东传重镇之一。邺下佛教初兴于十六国时期，鼎盛于北朝。后赵时，西域高僧佛图澄就在中原北方地区弘扬佛法，并得到后赵皇室的极度尊崇。公元534年东魏迁都邺城，洛阳城内僧尼均随同入邺，邺下佛教由此大盛，并于北齐之际达到顶峰。

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部，抢救发掘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遗迹。

何利群在邺城遗址东郭区佛教造像埋藏坑遗迹进行现场发掘。邺城考古队供图

埋藏坑地处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北地、漳河南堤北侧的河滩内，坑口位于流沙层下，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规则方形土坑，边长约3.3米、深1.5米左右。这一地点位于已知东魏北齐都城邺城遗址东城墙东侧约3公里，即推测的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内。

发掘期间正值春节，历时16天，共出土佛造像2895件(块)，另有3000件左右佛造像碎片。经整理研究发现，出土造像多数是白石质，少数为青石或其他石质。其中有题记的造像约300件，时代主要集中于东魏北齐时期，另有少量北魏和唐代造像。

邺城遗址东郭区佛教造像埋藏坑遗迹发掘现场。邺城考古队供图

邺城在公元4世纪的十六国后赵时期，佛教就已高度发达，及至6世纪中期的东魏北齐时期更是达到极盛，成为中原北方地区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与此同时，从现有迹象来看，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普遍经历了北周武帝的“建德法难”，后经隋代修复继续奉用，但在唐代某次政治运动后，这批造像再度被损毁破坏后集中埋放于此地，直至一千余年后重见天日。

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封护、贴金加固、碎块拼接缀合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10余年来，这批造像的修复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中新社记者：这批精美的佛造像为何堪称“半部中国佛教造像史”？有何独特的艺术价值？

何利群：邺城佛教造像的发现是中国佛教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这批造像数量达到2895件(块)，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发现。埋藏坑的地层堆积明确，造像时代特征显著，为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数次法难和佛像瘗(yì)埋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

尤其是，出土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代表了中国佛造像艺术的一个高峰。它们多数为背屏式造像，另有部分单体圆雕的佛和菩萨像。主要题材有释迦像、阿弥陀佛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像、思惟太子像、观世音像、双菩萨像等。多数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中原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佛教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

邺城遗址东郭区佛教造像埋藏坑发掘出的佛首。邺城考古队供图

这批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和唐代，题记有北魏、东魏、北齐及隋、唐各时期纪年，时代前后衔接、造像特征明显，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以邺城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标本，对研究中国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发展演变历史具有标志性意义。

中新社记者：作为邺城考古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北魏谭副造像是怎样的文物？它为何地位如此之高？

何利群：“谭副造释迦像”残高1.28米，主尊高77.7厘米，青石材质，是一尊一佛二菩萨背屏式造像，通体彩绘贴金。它由数十件碎块拼接缀合而成，是邺城地区出土时代最早的北魏造像之一，也是其中形体较大的一件。

主尊释迦牟尼身着通肩大衣，站在莲花座上。胁侍菩萨站在力士和护法狮子承托的莲花座上，具有鲜明的异域特征。造像背面的雕刻也十分细腻。下半部分有题记，字体是典型的魏碑体，记录了造像背景以及对国泰民安的祈愿。上半部分线刻帝释天、大梵天王、难陀与跋难陀龙王、伎乐天等护法诸天，还有多位供养人形象，包括造像者谭副的父母、谭副夫妻和子女等。世俗装的供养人身穿交领窄袖、垂裙皂帽的鲜卑服饰，可以推测这尊造像是北魏孝文帝实施太和改制，模仿南朝全面实行汉化改革前后雕造的。

结合主尊体型、袈裟样式、雕刻手法及菩萨、飞天和背屏上的弥勒说法图像、供养人服饰、装饰图案等因素，对比5世纪中期的北魏石窟及墓葬出土材料，可以确认其雕造时代当为公元5世纪后半段的北魏皇兴至太和年间。

邺城遗址东郭区出土的北魏谭副造像。邺城考古队供图

谭副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色彩绚丽，图像题材种类多样，发愿题记内容丰富，时代特征显著，是研究北魏中后期佛教崇拜理念、图像样式、造型艺术乃至古代建筑及装饰的重要资料，对探讨公元5世纪中后期中原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谭副造像背屏背立面图。邺城考古队供图

中新社记者：北魏谭副造像为何有犍陀罗遗风？当时的北魏与犍陀罗艺术有着怎样的联系？

何利群：古代犍陀罗国现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曾是古印度十六国之一。犍陀罗地区是丝绸之路最大的交通驿站之一，犍陀罗造像风格自十六国以来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本土，北魏时期在中原北方地区广为流传。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及稍后开凿的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造像，均有强烈的犍陀罗造像因素。谭副造像的主尊体格健硕，颐肩细腰，身着覆肩式的通肩袈裟，右手施无畏印，与云冈第20窟左壁立佛的姿势和袈裟样式完全相同，具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特征。

云冈第20窟主尊与左壁立佛。杜飞豹 摄

谭副造像内容题材内涵丰富，像主谭副为发干县(位于今山东聊城)人，时属相州阳平郡，为邺下人士。主尊样式上承古河北地区传统，弥勒及护法诸天具有强烈的西域和河西佛教因素，建筑式样融合中印古代塔、殿的特点，供养人的服饰则反映了北方鲜卑游牧民族的特色。

可见，谭副造像的总体风格是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统一中原北方地区，汇聚东西方文化因素后出现的造像样式。主尊的犍陀罗特征、菩萨的河西地域风格、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图的龟兹文化因素等，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造像既有犍陀罗遗风，又有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后本地化的创新痕迹，充分体现了公元5世纪中后期东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碰撞的特点。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邺城佛造像佐证了中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繁盛？

何利群：邺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历史上也是东西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尤其东汉以来，陆续移居邺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越来越多，他们在邺城形成了参与民族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大融合。邺城成为当时文化碰撞、民族融合的交汇点，也是公元3至6世纪中原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

邺城佛造像是东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的有力佐证，其造像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堪称“承上启下”，既继承北魏以来的传统，又开启隋唐以后的新局。

邺城遗址东郭区出土的北魏坐佛三尊像。邺城考古队供图

邺城北魏中后期造像是公元5世纪中期平城佛教高度发展、云冈模式形成后，融汇东西方文化因素形成的造像样式。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模仿南朝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具有南朝士大夫服饰特征的“褒衣博带”式佛衣和“秀骨清像”式造型极度流行，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例证。

邺城遗址东郭区出土的北魏张雄造观世音像。邺城考古队供图

至公元550年，北齐建立后，由于统治阶层具有鲜卑化和西胡化的政治取向，邺城造像一改北魏至东魏流行的汉化传统，大量出现印度笈多王朝流行的通肩式、袒右式袈裟，这种风格由于服饰轻软，衣裙质薄透体，少雕饰或不雕饰衣褶，被后世誉为“曹衣出水”。

邺城遗址东郭区出土的北齐新样式倚坐佛。邺城考古队供图

可见，丝绸之路既是一条交通路线、商贸路线，同时又是一条文化交流路线，它已成为文化交流交融交汇的代名词。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繁荣，中古时期的邺城在政治制度、都城规划、文化艺术、建筑雕塑等方面不仅同西域地区存在广泛交流，同时对东方的日本、朝鲜半岛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完)

受访者简介：何利群，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窟寺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副研究员，兼任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长期负责邺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参与和主持邺南城赵彭城东魏北齐佛教寺院、南水北调北朝墓群、南营十六国窑址、曹村北朝窑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邺南城宫城区遗址等发掘工作。

曾任美国代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学术院访问学者，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汉唐都城考古、宗教考古及东亚艺术史，主要成果有《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考古学研究》《从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论邺城造像的发展阶段与“邺城模式”》《邺城遗址出土北魏谭副造像图像考释》《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布局及演变》《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