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涛：越窑青瓷何以成为名窑瓷器中的“一代宗师”？

编者按：丝路千年，东西贯通，器以载道，文化交融。两千多年里，沿着丝绸之路的驼铃古道、商船航线，不同地域、民族的多元文化激荡交融，无数印证东西方交流互鉴的遗珍散落其间。值此“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中新社“东西问”今起特推出“丝路鉴宝”系列策划，从馆藏文物中探寻丝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足迹。
　　
中新社上海10月16日电 题：越窑青瓷何以成为名窑瓷器中的“一代宗师”？

——专访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副主任彭涛

中新社记者 王笈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唐越窑青釉海棠式大碗，釉色莹润如玉，器型大而规整，为传世越窑碗类中所少见，反映了唐代越窑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作为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越窑青瓷釉色莹润、光彩照人，是古时供奉朝廷的贡品之一，亦是唐代重要的贸易陶瓷。

越窑青瓷何以成为中国古代名窑瓷器中的“一代宗师”？东西方文化如何以越窑青瓷为媒介进行往来交流？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副主任彭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名窑瓷器中，越窑青瓷何以成为“一代宗师”？它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怎样的地位？

彭涛：中国被称为“瓷器之国”，历史上瓷器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出口商品。纵观中国古代工艺品，瓷器在生产持续时间、普及程度、多样化气质、世界影响力等方面最为突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着特殊历史地位。

而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越窑青瓷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

首先，越窑是中国成熟青瓷的源头，越窑青瓷因此被称为“母亲瓷”。成熟青瓷始于东汉时期公元2世纪，最先由越窑烧造成功，这也是中国制瓷技术成熟的标志。

其次，越窑的烧造时间特别长。不算商周时期的陶器、原始瓷，从成熟青瓷出现之时算起，到北宋晚期越窑衰弱，这中间就有近千年。

再者，越窑的烧造规模、制瓷的精美程度，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例如越窑青瓷中代表性的“秘色瓷”，反映了唐代青瓷烧制工艺的最高水平，烧造之精美、釉色之莹润令人叹为观止。

2016年1月，在中国舍得拍卖国际(澳门)有限公司主办的“中国唐代秘色瓷”媒体交流会上，由日本藏家旧藏的一件稀世“唐代六瓣葵口秘色瓷盘”首次与媒体见面。潘旭临 摄

中新社记者：越窑青瓷何以成为唐代重要的贸易陶瓷？

彭涛：唐代中国制瓷业的格局是“南青北白”，“南青”指南方的越窑青瓷，“北白”指北方的邢窑白瓷。陆羽在《茶经》中评价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邢不如越”，肯定了越窑当时的地位。

中国瓷器的大批量外销从唐代开始，而越窑青瓷作为唐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瓷种，是外销瓷中的极重要品种。在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地的重要港口和城市遗址都发现过越窑青瓷。

另外，在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一些海底沉船中，也有大量越窑青瓷出水。唐宝历二年(826年)后不久沉没的“黑石号”沉船是一艘著名的贸易商船，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发现，出水了大量中国产陶瓷器，其中就有200多件越窑青瓷。其后，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井里汶外海打捞出水的“井里汶”沉船，是一艘晚唐至北宋初期的贸易商船，更是出水了近30万件越窑青瓷，数量惊人。可见当时越窑青瓷已成中国陶瓷出口的主流品种。

2017年5月，“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展览以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秘色瓷器为主要内容。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鉴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流，越窑青瓷是否有域外文化影响的痕迹？

彭涛：唐代非常开放包容，当时有很多域外人士到大唐居住生活甚至做官，也有很多域外文化进入大唐，这必然影响唐代工艺品制作。

在唐代长沙窑产品中就可看到很多异域文化元素，在装饰纹样上最明显，如常见的椰枣纹、摩羯纹、狮子纹、联珠纹、胡旋舞图案等，此外还有直接用异域人物形象或阿拉伯文作装饰的。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唐越窑青釉海棠式大碗，釉色莹润如玉，器型大而规整，为传世越窑碗类中所少见，反映了唐代越窑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康玉湛 摄

上博馆藏的这件唐越窑青釉海棠式大碗，器型如一朵盛开的海棠花，也是受到域外文化影响的典型作品。这种器型并非中国本土所创，而是来自于萨珊王朝的“多曲长杯”，根据曲瓣的多少，早期分为十二曲、八曲，后简化至四曲，唐越窑青釉海棠式大碗便是四曲。这类器型在唐代盛行，最先被运用于金银器、铜器、玉器、水晶等。

这件唐越窑青釉海棠式大碗可能不是直接吸收了西域文化，而是仿照大唐金银器制作而成。“陶瓷仿金银器”在唐代非常普遍，当时制作此类海棠式碗的窑址有不少，包括北方的邢窑和定窑、南方的越窑和长沙窑等。我们在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这种器型。

唐越窑青釉海棠式大碗，器型如一朵盛开的海棠花。康玉湛 摄

中新社记者：越窑青瓷如何对域外文化产生影响？

彭涛：中国瓷器自唐代起大量出口，越窑青瓷也传播至海外，对当地的生活习俗、审美风尚、窑业生产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饮食习惯，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中国瓷器蕴含的民族文化、审美意识、设计理念等内涵，也对当地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制瓷技术“升级”。尤其在朝鲜半岛，越窑制瓷技术的传入使当地制瓷技术直接从制陶“进化”到制瓷。从朝鲜半岛早期青瓷窑址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窑炉的形制、规模、用材、窑床及窑具的排列、器型种类、装烧方式、装饰纹样都与越窑非常相似，很可能有越窑工匠亲自参与其中。

而在日本，尽管当时日本还没有制瓷业，只能制作陶器，但模仿越窑青瓷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2017年5月，“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展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越窑青瓷对当下生活有何意义？

彭涛：严格意义上说，人们现在只能在博物馆或考古研究所欣赏到古代越窑青瓷，更多是欣赏价值，可领略到古人的智慧与审美情趣、中国古代制瓷技术之精湛，提升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古代越窑青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欣赏、研究古代越窑青瓷，可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完)

上海博物馆陶瓷部副主任彭涛。康玉湛 摄

受访者简介：彭涛，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陶瓷部副主任、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与鉴定工作。主要著作有《青白瓷鉴定与鉴赏》《湖田窑》，已发表学术论文有《明代中后期景德镇御器厂相关问题研究》等十数篇。作为主要策展人，策划了“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等数个大型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