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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宁:“北京城之源”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时间:2023-9-14 12:30 0 425 | 复制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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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升格为国家级、国际性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传承优秀文化 促进交流合作”为年度主题,致力打造文化建设成果的展示平台、文化建设经验的交流平台、文化创新发展的合作平台、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平台。
  
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系列策划,约访出席该论坛的部分境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稿件自9月11日起陆续播发,敬请垂注。
 
中新社北京9月13日电 题:“北京城之源”是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专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

中新社记者 杜燕 徐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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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50多万年以上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870年的建都史。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于一地,将北京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北京城之源”有着怎样的发掘过程?琉璃河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后,今后将如何保护利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郭京宁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召开之际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琉璃河遗址是怎么被发掘的?

郭京宁: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在没有科学考古时,北京历史的起点只是史书中的“封召公于燕”。

考古延伸了北京的历史轴线,实证了北京历史发展的脉络。目前我们知道,北京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人类的地区之一,如北京猿人在五十万年前就发明人工用火术;一万年前,东胡林的先人就种植粟,为探讨中国农业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证据;五千年前,镇江营、雪山等遗址的文明成就,是中国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

而琉璃河遗址,它的发现从考古角度将北京建城史上溯至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它于20世纪40年代首次被发现,60年代初开展过小规模试掘。自20世纪70年代起,琉璃河遗址进行过五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西周古城、高等级墓葬、宫殿建筑区、手工业作坊遗存等,出土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墓中出土的伯矩鬲成了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堇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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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矩鬲。刘小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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堇鼎。刘小军 摄

2019年起,北京再次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考古工作。近三年间,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等各类文物100余件。此次考古首次发现卣等青铜器上的铭文,铭文中提到的“墉”,是筑城之意,证实在此建造都城;铭文还提到“匽侯宫”,表明城中有一座很大的宫殿。铭文中记载的史实,填补了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周封国都城建造的空白,为北京地区3000年建城史提供了最早的文献证据。

总之,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文物珍品以及刻写在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实证了这里是周初燕国的封地,也是燕国最早的都邑,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实证的、可追溯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

中新社记者: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对北京、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

郭京宁: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房山镇江营、平谷上宅等地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呈现了北京史前时期的文化多元性。琉璃河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是燕国的始封地,为目前已知的北京最早的城市。

琉璃河遗址主要由三部分遗存组成:一是古城址区,东西长829米,由于南段城墙被冲毁,现存城墙南北长约300米。二为墓葬区,位于城东南部,墓分大、中、小三型。三是2019年以来考古调查勘探发现的城外遗存。

在我看来,琉璃河遗址不仅是北京3000余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琉璃河遗址填补了北京历史在时代上的空白。在北京,商周时期的实物资料很少,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伯矩鬲、堇鼎成为北京悠久历史的重要符号。青铜器克盉、克罍中“命克侯于燕”等铭文,首次证明了《史记》中关于分封制的记载。大量陶器反映出本地土著、姬姓周人和殷遗民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诸多实物都是西周时期分封制、礼乐制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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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盉。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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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罍。王磊 摄

其次,琉璃河遗址的各类要素和信息齐全。仅2019年至2021年的考古工作中,就发掘各类文物100余件。

再者,琉璃河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例。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有车马器这样体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有矛、错金银纹饰等来自长江流域的文化元素,还发现了海贝等。在这里,多地区的文化交错共生,呈现出多元归一的文化现象,说明北京自古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地区。

因此,琉璃河遗址及文物折射出的多元文明交流融合迹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3000年前的北京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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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琉璃河遗址此前出土的部分文物向媒体公开展示。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将怎样建设?如何兼顾遗址保护与考古成果展示?

郭京宁: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过程凸显了北京新时代大遗址保护的理念。考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琉璃河遗址目前正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考古优先”是建设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的应有之义。通过有效科学的考古,把地下重要的遗存全面真实地展示出来,让观众能“看到”3000年的历史,既包括丰富的历史内涵,也包括活化的历史场景。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考古发掘和公园建设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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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向媒体介绍考古成果。贾天勇 摄

遗址之下文物的不确定性和独特性,是一个考古遗址公园最大的财富。因此,要把地下的遗迹发掘好、保护好、展示好,才能让琉璃河遗址公园独树一帜。

此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琉璃河遗址未来努力的目标。琉璃河遗址占地面积5.25平方千米,是名副其实的大遗址,如能利用申遗的契机,加强琉璃河遗址的整体保护,将有利于最大化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

中新社记者:您20年坚守在考古一线。这些年,古都北京在考古方面有哪些新突破?在您看来,科技在考古中发挥哪些作用?

郭京宁:北京猿人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北京从3000年前西周封国的都城,经历了汉代郡县,成为北方帝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此后,唐代北京是边疆军事重镇,金代后一直作为首都。考古揭示了北京从山前聚落、到边境城市、最终发展为大国首都的历程。考古是实证北京地方史、展示中华文明灿烂成就、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重要体现。

我工作的20年,是北京考古翻天覆地的20年。房山发现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及其夫人墓葬、延庆发现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西汉遗址——路县故城遗址……这些年来,北京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接连出现。

北京考古的变化还体现在顶层设计和规章制度上。2014年,北京开始施行《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省级地下文物保护的专项规章,将考古勘探置为项目建设和土地上市审批的前置条件,在动工之前须先考古,成为全国各省份效仿的先例。

北京考古方法和技术上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如今,多学科考古成为工作中的必选项,比如在路县故城,通过植物学研究发现,汉代古人已吃上了五谷杂粮。通过多学科合作,考古的学术性得到加强。

北京还在大遗址中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航空摄影以及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并摄像记录发掘全过程,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通过这一系统,可以形成北京地下文物资源的数据库,为工程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即使百年后,后人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发掘的点位,且“一张图”会随着考古发现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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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向媒体记者介绍正在发掘的M1902号墓葬。易海菲 摄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待考古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

郭京宁: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通过考古了解古代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交往,会对目前的文明交流起到借鉴作用。

从地理区位上看,北京位于“咽喉”部位,是中原地区向东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北京很多出土文物在韩国、日本、朝鲜、蒙古国都有同类。不只是琉璃河遗址,在其他考古现场也发现过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交往的文化表现。比如,在北京丰台发现的一座金代贵族墓葬出土了“高丽青瓷”,这是当时的高丽仿照中国龙泉窑生产的一种瓷,对于实证当时两国的文化交往起到一定作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外考古合作是必须,也是必然。考古的本质是要揭露古人类和古人社会交往的历史情况,中外开展合作、各国共同交流才能提升对历史的认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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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郭京宁,现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先后主持或参与门头沟东胡林、房山琉璃河、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东城玉河和南水北调北京段、京沪高铁北京段、北京副中心等多处古代遗址和重大工程的考古工作。出版《考古北京》《当代北京考古史话》《穿越皇城》等各类专著1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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