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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弗格森: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引发心与心的情感交流?

时间:2023-9-12 10:55 0 446 | 复制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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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首届兰花奖获奖名单9月8日在北京揭晓。该奖项涵盖“大文化”领域,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以成就贡献和国际影响力为主要评选标准,产生终身荣誉奖1名、杰出成就奖3名、友好使者奖6名。
  
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推出系列策划,独家专访10位获奖者,分享真知灼见,讲述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经历与故事。9月8日起,一日一篇,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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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11日电 题: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引发心与心的情感交流?

——专访首届兰花奖获奖者、英国籍翻译家大卫·弗格森

作者 黄钰钦 曾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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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首届兰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英国籍翻译家、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国际传播专家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荣获“杰出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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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8日,首届兰花奖国际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大卫·弗格森(左三)就全球文明交融性发言。田雨昊 摄

在华从事英文编译工作15年,大卫·弗格森视自己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员。他如何看待中国近些年来发生的变化?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引发心与心的情感交流?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面对的被“污名化”问题?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大卫·弗格森,就如何让外国读者读懂中国展开问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华从事英文编译工作15年,您如何看待这一工作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作用?

大卫·弗格森:去年是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我和其他几名外国专家一起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信。习近平主席在给我们的回信中强调了翻译的历史作用,他谈到了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也谈到了翻译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还谈到了翻译在当代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一直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高超的翻译技巧。

如今,中国大部分国际传播都是通过英语进行。要向外国读者讲述中国故事,让精通语言和了解文化的人参与其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我看来,中国拥有一大批学习和从事外语工作的优秀人才。我们应将其视为可以积极利用的资源,真正将翻译作为具有创造性的资源对待,而不是充当简单机械的信息翻译工具,被动翻译别人创造的信息。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懂语言、懂文化的中国译者投入到内容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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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6日,由中国外文局主办、外文出版社承办的“如何看中国”丛书英文版首发式在第7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于书展中国活动区举行。彭大伟 摄

中新社记者:您走访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也撰写了许多书籍,比如《南通故事》《发现苏州》《从贫困到富饶: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等。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这些书是如何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

大卫·弗格森:我很享受写作给我带来的旅行机会,让我看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受外文出版社邀请写一本关于南通的书之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南通的人口规模远高于我的家乡苏格兰,令我倍感震撼。接下来我写了一本关于苏州的书,苏州新旧交融、令人神往,既有保存完好的古城,也有高科技园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典范之一。

2020年底,我受邀到甘肃参加扶贫论坛,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亲眼看到扶贫工作在农村的实践。电子商务在中国的脱贫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在村里建立的电子商务企业,使村民们能够与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对话,这改变了许多村庄的经济前景。我产生了为甘肃做点什么的想法,《从贫困到富饶:甘肃美丽乡村蜕变记》一书由此产生,它详细介绍了甘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的书并不是某个城市或地区的综合性书籍,它们更像是一个缩影,从不同视角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生活、商业、经济、环境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正试图向全世界受众“推销”自己的大国。因此,对外讲述中国故事时,需要将世界看作一个大市场,中国则是向市场销售产品的大公司之一。大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审视市场,针对市场中的不同群体制定产品。中国也需要研究受众,将其分解成不同部分,有的关心经济、有的关心环境、有的关心文化。我的书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但我认为这就是需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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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由甘肃省商务厅主办的“甘肃省第一届直播电商带货大赛”在兰州启动,来自该省的多名主播现场直播带货。丁思 摄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由此造成了一些普通西方受众对中国的误解。您如何看待这种误解?面对这种“污名化”,您的工作是否发生变化?

大卫·弗格森:“误解”(misunderstanding)是一件理性的事情,因为“误解”是信息匮乏或信息出入造成的,“误解”是可以通过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来弥补的。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不是信息匮乏或信息出入造成的“误解”,“污名化”(stigmatization)是一种更为准确的定义。

西方媒体和西方政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寻找中国的错误,这是一种蓄意策划、故意制造的敌意。因此,中国试图通过诉诸理性的话语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行不通的,中国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

在我每次写关于中国的书时,我总是会先挑出西方批评的某些方面。例如,在写甘肃脱贫的故事前,我发现西方总是批评中国虚构数字,于是我在书中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在我写《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的时候,我谈到了富士康公司遭受的批评。可以说,每当我写作时,我总是试图抓住西方批评的一个特定领域,并直接回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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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海外嘉宾参访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贺俊怡 摄

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西方采用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对抗性话语,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话语并不具有攻击性和对抗性。此外,国际话语是通过英语运作的,英语对中国来说是一门外语,对于一些最直接批评中国的国家来说则是母语。因此,像我这样拥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应该主动向世界介绍中国,我愿意为中国辩护。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引发心与心的情感交流?对外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注意哪些误区?

大卫·弗格森:中国对外表达需要减少对正式政治话语的过度依赖,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是在情感层面上与人进行交往的方式,而这也正是应对西方国家制造敌意的方法所在。

转移批评、只讲好的故事,这是错误的讲故事方式。我认为现在中国媒体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好讲述一个全面的故事。这就需要把中国当成一个动态的“视频”,而不是当作一张静态的“照片”。在“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取得的成就、将计划处理的事情,这是正确的方法。西方媒体则倾向于从“视频”中截取一帧,然后开始看图说话,挑毛病、找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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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5日,大卫·弗格森参观敦煌莫高窟。李亚龙 摄

中新社记者:自2006年来到中国至今,您目睹了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以及各层面的巨变。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这些变化?

大卫·弗格森:我从2008年4月底开始在中国网担任记者和编辑,仅仅两周后,汶川就发生了地震。我接到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前往四川报道灾后情况,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经历,但我也看到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事情。

地震发生后,我和同事们前往设在体育场内的受灾群众安置点采访。渐渐地,一群孩子开始跟着我这个外国人一起玩耍。有一张照片非常有意思,那是我和孩子们的合影,背景是一群成年人。人们刚刚经历完一场大地震,但在那张照片里,每个人都在微笑。对我来说,这是中国人坚韧不拔精神的生动诠释。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中国的很多变化,基础建设方面的变化最为突出。高速铁路网从无到有,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方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看来,基础设施建设是脱贫的首要条件,需要能够将人员、产品和信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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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4日,浙江杭州,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杭州西站驶出。王刚 摄

我所看到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环境改善。15年前我来到北京时,雾霾问题非常严重,后来有了明显改观。我写了一本名为《生态北京:绿韵新城》的书,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为建设更美好、更绿色的北京推进的多项工作。

我认为最能概括以上变化的是面貌的变化。我真心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们在追溯过去时可以说“我比我的父母生活得更好”,在展望未来时可以说“我知道我的孩子会比我生活得更好”的国家。这创造了一种积极的信念、期望和前景,这可能是(我所看到的)最重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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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外的通州运河景象。杨可佳 摄

中新社记者:您荣获首届兰花奖的“杰出成就奖”,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未来您有什么工作计划?

大卫·弗格森:我很荣幸能获得这个颇具声望的奖项,我会努力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积极力量。今后,我的主要任务仍将是编辑中国在国际交流中的重要著作。除此之外,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我在给中国的大学生们讲课时,经常谈到多支柱传播策略的重要性。正式政治话语显然是重要的支柱,但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支柱,例如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社交媒体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是软实力。

好的故事并不是宣传。我认为中国提高讲故事能力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电影讲故事,这也是中国很擅长的一件事。当通过电影讲述故事时,信息不会被政客和外国媒体过滤,并可以直接与受众对话。我希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说服一些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把我在中国采集到的真实故事拍成电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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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8日,首届兰花奖国际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大卫·弗格森就全球文明交融性发言。田雨昊 摄

受访者简介:大卫·弗格森(David W. Ferguson),英国籍翻译家、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国际传播专家。十多年来,弗格森参与大量国家领导人著作、政府白皮书和中国主题图书的译文改稿工作,由他担任主要改稿人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四卷英文版被誉为“信达雅”的最新典范。弗格森积极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描绘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他撰写的《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水韵江苏》《生态北京:绿韵新城》等多部作品广受国际读者喜爱。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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