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编者按：全国两会进行时，开局之年，世界瞩目。进入新阶段，面对新任务，应对新变局，中国正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稳步迈进。
　　
如何透过两会读懂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变动局势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秉承？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中新社“东西问”特整理系列学理文章，于3月3日至3月13日推出，以期帮助读者理解全国两会热点折射出的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华文明特质和智慧。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12月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2021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此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国主张包括民主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意义正在于让世界看到，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可以垄断对民主的解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美国组织的所谓“民主峰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争议，美《国会山报》也刊文质疑这一峰会本身并不民主。您怎么看西方的“民主传统”及其当代实践？　

王绍光：古希腊被视为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雅典被奉为民主的典范。但事实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真正能参与决策的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只占总人口15%至20%。就是这样一种民主，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也被西方精英们看作一个“坏东西”，很多西方学者著书直言“西方没有民主传统”。

西方强调的“公众参与”是形式民主的典型。这种民主的特点是决策者坐等民众参与，同时假设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参与能力，都对政治有同等影响力。但西方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依据的假设，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平等的。

一个颇为讽刺的故事恰可道出西式民主的“真谛”：美国一农场主临死前问儿子：“猪抱怨饲料太差，牛抱怨活太重，鸡抱怨窝太脏，怎么办？”儿子说：“喂好饲料，干轻活，清理鸡窝。”农场主摇摇头说：“你啥都别做，给它们选票，让它们选择你或者你媳妇管它们，让它们以为这个家是它们作主。”

2020年10月，美国大选旧金山市政厅投票中心，选民填写选票。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日前提出“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您曾用“四维一体”概括全方位的“人民民主”。“全过程”和“全方位”如何体现？　　

王绍光：这里我借用美国政治理论学者汉娜·皮特金提出的“代表的四个维度”概念。

从象征性代表来看，中国的人民民主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人民至上”“人民支撑”，民众和官员都将这种理念内化于心，民众更会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官员，因此这种象征性带来很强的约束力。

从描绘性代表来看，中共9500多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人民中间有哪些成分，中共就有哪些成分，因此中共是生活和工作在人民中间、同人民有血脉联系的，这种构成本身就能描绘性地代表整体人民利益。

2021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街道西桥社区参与选举的工作人员和选民代表，在中心会场有序进行投票。中新社发 李长林 摄

从形式性代表来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了广泛的代表性。各级人大代表的主要来源是普通工人、农民、军人、技术工作者及一般管理人员，在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通工人、农民约占代表总数的2/3。西式民主理论强调形式性代表，但其代议民主理论的焦点不是“代表”(Representation)，而是“代议士”(Representative)，即经过一套形式性的程序产生的、被赋予“代表”其他职责的人。这些代议士绝大多数来自精英阶层。1789年至今，美国众议院席位已换14000多次，其构成却基本未发生变化，国会议员家庭净资产价值中位数是美国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的10余倍，称得上是“富翁治国”。

从实质性代表上看，中共的群众路线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智慧与建议因而得以融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中去。

综上，西式代议民主是单维代表，只有形式性代表一个维度。中国的人民民主则是全方位代表，将象征性、描绘性、形式性和实质性代表聚为一体，形成“四维一体”的民主。它还强调“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是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民主，包括但不限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仅是政治民主，还包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民主。

中新社记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好的民主一定是实现良政善治的，一定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为什么说民主与国家治理紧密相关？　

王绍光：简单从逻辑上讲，所有政治制度都是治国理政的方式，“民主”无论如何定义都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因而也同治国理政有关。而中国和西方思考政治问题的方式不同，西方是“政体思维”，中国是“政道思维”。

讨论政体意义上的民主与治理的关系时，西方先预设自己的政体是民主的，再强调只有同他们一样的政体才是民主的，就是这样一种简单、霸道的、从形式上思考问题的方式。

“治理”的概念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将其解释为一种非常特定的治理方式，即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治理方式，并宣称新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治理方式”，将“治理”与“民主”画了等号。

但事实是，当熊彼特所主张的“最低限度的民主”都被“玩坏”后，一些西方国家在治理上也出现了大量问题，引发其国内民众的广泛不满。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今年10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只有17%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值得效仿，而23%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例子。

2021年12月，《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其意志的却是钱主、枪主、白主、媒主、军主、药主。在美国，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六主，实无民主”。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西方主流学者也开始反思，例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认为，把民主纳入治理的指标中是概念的混淆，建议将二者分开。可见，政体意义的民主，未必是治国理政最好的方式。

中国则从古至今都是一种“政道思维”，既是一种治国的理念及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标，例如“以人民为中心”；也包括具体的治国方式，包括制度安排、方针、政策、措施、方法等。这种思维方式要求治理者不能邯郸学步，不能削足适履，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不断探索更好的方式来达到治国理政的最高政治追求。

2021年6月，北京西单东北角的“人民至上”建党百年立体花坛亮相。中新社发 胡庆明 摄

中国的制度未必符合西方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标准，但它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民主是全过程、全方位、涉及全体人民的人民民主，虽然它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实践证明它能解决这个国家百姓所关心的大量现实问题。

中新社记者：同西方代议式民主相比，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有何意义？　

王绍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民主，我称之为“选主”，而这究竟是不是民主，本身就是问题。

西方民主最显著的标准是竞争性选举，但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都明确说过，选举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oligarchy)的特征。西式民主关注的只是整个政治过程中的“选主”阶段。我在耶鲁大学任教时的老同事、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将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概括为多头政治(polyarchy)，实际上也就是多几个政党竞争的寡头政治。达尔说，“我愿意把‘民主’这个词保留给这样一种制度，它可以持续地回应人民的需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回应性非常高，西方不少学者的实地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

正因如此，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非常高。过去30年间，西方学者就此不断修改问卷、调整调查方式，做了无数次调查，最终结论却基本一致。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但中国从未像某些国家那样，傲慢地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人类政治文明不只有一种，而中国正是其中做得不错的一种，中国民主探索的国际意义在于，至少为世界提供了一种选项和思维方式，向世界证明，除“选主”外还可以探索多种民主的实现方式。

2021年12月， “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线上线下参会。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普适性最重要的是多样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能接受的概念，而如何理解及实现的具体做法、制度安排则是多样的。中国主张包括民主在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意义正在于让世界看到，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可以垄断对民主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之无愧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受访者简介：王绍光，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他于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1972-1977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1990-2000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9-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2017-2020年任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他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40种，并在中英文刊物上发表数百篇文章，其研究兴趣包括有关民主的制度史与思想史，比较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