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涌泉：敦煌残卷如何通过全球拼图重现文明盛景？

　　中新社杭州9月14日电 题：敦煌残卷如何通过全球拼图重现文明盛景？

　　——专访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

　　作者 严格 林波 曹丹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代文献的发现震惊世界，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所见约7万号文献中，除大批汉文文献外，还有藏文、粟特文、突厥文、希伯来文等少数民族和外语文献。这些文献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珍贵的文化遗存。

　　敦煌文献为何受到世界持续关注？敦煌残卷的缀合工作取得了哪些突破？现代技术如何助力敦煌文献实现“骨肉团圆”？近日，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读。



近日，张涌泉在杭州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曹丹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敦煌文献为何受到世界持续关注？

　　张涌泉：敦煌位于中国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也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之地。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文献内容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奠定了地理基础。

　　敦煌文献纵贯600多年，历史跨度相当罕见。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大批写本文献，纪年最早的写本是东晋时期(公元368年)抄写的《法句经》，最晚的写于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历经十余朝。这不仅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档案序列，也为早期中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时间标尺。

　　敦煌文献中的大量内容真实反映了基层民众的生活实态，包括名籍、户籍、田籍等籍帐文书，买卖、佃租、借贷等契约文书，以及律、令、格等法令文书，系统涵盖了古代社会民生活动的多个方面，堪称一部鲜活的中国古代社会“百科全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写本文书多出自下层官吏、僧侣和庶民之手，文字质朴，真实记录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计、经济交往与法律实践，让今人得以窥见千年前的社会百态。



2024年9月20日，“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拉开帷幕。图为观众参观敦煌藏经洞的部分文物书卷。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中新社记者：您主持的敦煌残卷缀合工作，取得了哪些关键发现？

　　张涌泉：据我们初步统计，敦煌文献散藏于全球数百家机构和个人手中，其中中国国内收藏2.5万余号，英国1.7万余号，法国7000余号，俄罗斯1.9万余号，日本约有1500号。

　　“缀合”指通过比对残片文字、笔迹等特征，将分散的文献碎片重新拼接复原。21世纪初，我和学术团队开始对敦煌残卷进行大规模缀合实践与理论探索。经过18年努力，初步统计显示，在总数约7万号的文献中，可缀合残卷数超过17500号。其中，佛经类文献的可缀合比例达27.8%，超四分之一。今年4月，我们将部分成果结集出版为《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一书。

　　基于长期缀合实践，我们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全新观点：莫高窟藏经洞实为存放修复材料“古坏经文”之所，即“故经处”，即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地方。

　　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文献与五代后唐长兴五年(公元934年)左右，敦煌三界寺僧人道真发起的大规模佛经修复活动有关。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三界寺收藏佛经之处有“经藏”与“故经处”之别。“经藏”是三界寺的藏经处；而“故经处”则是用作修复材料的“古坏经文”的存放地，亦即后来的藏经洞。藏经洞的封闭，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提出藏经洞为“故经处”之说，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7万号文献的全面普查，我们发现藏经洞文献中残卷比例高达90%。过去学界多将这一现象归因于20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发掘与运输过程中的人为撕裂。然而，普查表明，残损主体实为文献原始状态，而非后来人为所致。先前学者因未见预期中的完整佛典而产生诸多疑问，正是由于未能区分文献原始残损与后期人为破坏。

　　第二，根据斯坦因最早对藏经洞原始状态的记录，洞内文献分类包裹、摆放整齐有序，显示出系统化的管理痕迹。这种分类摆放，显然是为了便于检索与取用修复材料，从而为藏经洞作为“故经处”的功能定位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尽管我们认为藏经洞为“故经处”，但这并未减损千年写本文献的珍贵价值。

　　以《孟姜女变文》写本残片为例。以前我们隐约知道“变文”应该是“并图”一起出现的，但由于具体文本的缺失，“变文”的含义、“变文”与“变相”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若明若暗，众说纷纭。

　　直至我们将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残片成功整合，才复原出一个“变文”与“变相”结合的变文文本。这一突破让人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的世界，重构变文讲唱的真实场景，重新拼接那段古老文明历史。

　　18年来，我们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残卷缀合的基本流程与12项具体准则，包括内容相邻、字体相同、书风近似等关键要素，从而构建出一套可操作、可推广的方法体系，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俄敦11018号(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北敦11731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伯5019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残片整合后的《孟姜女变文》缀合图。　(资料图) (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数字化时代，如何加速敦煌残卷“骨肉团圆”？

　　张涌泉：数字技术的革新，为敦煌文献研究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过去，学者需奔波于世界各地，亲手比对残卷，缀合工作如同大海捞针。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公开的敦煌文献实现数字化共享，缀合成功率随之提升至25%左右。

　　如今，我们也探索出更高效的缀合路径：通过高精度扫描设备进行数字化采集，利用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技术，自动匹配残卷的断裂痕迹、笔迹特征等，大幅提升缀合效率。

　　当然，这项工作的前提是全球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化。目前，有关部门正积极推动各国收藏机构协作，建立统一的数字化标准，让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在虚拟空间中重新拼合，再现千年前的文化盛景。



北敦12288号(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与羽1号(现藏日本杏雨书屋)缀合图。(资料图)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如何通过敦煌文献推动中外丝路文明研究的深度对话？

　　张涌泉：藏经洞于1900年开启，但中国敦煌学者意识到残卷缀合的重要性，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彼时甚至流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日本”的说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才奋起直追。

　　在我看来，敦煌文献散落多国的现实，反而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天然纽带。我们正致力于构建敦煌残卷自动缀合算法工具箱和平台，以统一标准推动各国所藏资源无障碍流通，践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理念。

　　更重要的是，敦煌所承载的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为当前的文明互鉴提供了历史参照。从本质上说，敦煌文献的研究史就是一部中外学术交流史。

　　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协作的深化，这些千年文献将继续扮演“文明使者”的角色，让丝路两端的人们在回望历史中，更好地进行文明对话与互鉴。(完)

　　受访者简介：



张涌泉。受访者供图
　　张涌泉，语言学、文献学、敦煌学专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近代汉字、敦煌学和写本学研究。在敦煌文献整理方面，主持编纂了《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合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