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梦想 书写传奇

设计制图：陈静文
研发“卓越课程”，如何平衡“国家急需”与“生命滋养”？从“耕读传家”到“全民阅读”，新教育实验的书香使命是否有了新变化？从为“中国教育探路”到参与“全球教育对话”，新教育实验如何在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贡献一份独特的东方智慧？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专访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苏州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张荣伟两位专家。
——编者按
问题六：研发“卓越课程”，如何平衡“国家急需”与“生命滋养”？
新教育实验的“研发卓越课程”主张“课程的丰富性决定生命的丰富性”。在您看来，当国家急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硬核人才”时，人文课程、生命教育是否可能受到影响？新教育倡导的“新生命教育”“新公民教育”等整合性课程，如何与科技教育形成“双翼齐飞”？
朱永新：新教育主张“课程的丰富性决定生命的丰富性，课程的卓越性决定生命的卓越性”。面对“国家急需”与“生命滋养”的平衡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双翼齐飞”的关系。
这一认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真正的“硬核人才”必须有“软实力”支撑。一个不懂伦理的人工智能专家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开发会产生什么影响，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集成电路工程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创造将如何影响人类生活。新生命教育、新道德教育、新艺术教育等，恰恰是为“硬核人才”注入“灵魂”，让他们知道为何而创造、为谁而创造。
其次，人文课程与科技教育可以深度融合。新生命教育探讨科技如何服务于生命尊严，新道德教育探讨科技伦理与社会责任，新艺术教育培养审美能力、激发创新灵感。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内容叠加，而是在课程设计中让科技与人文彼此滋养。
最后，课程的平衡归根结底不是“时间分配”问题，而是“价值整合”问题。卓越课程的设计，要让学生在学习人工智能时也思考它的人文意义，在探索集成电路时也追问它对人类生活的改变。换言之，国家急需的是“有灵魂的卓越”，而不仅仅是“技术熟练者”。
问题七：“家校合作共育”，如何构建无边界学习生态？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新教育实验将“家校合作共育”列为十大行动之一，强调打开校园围墙。在您看来，真正的“校家社协同”应该形成怎样的育人生态？新教育在这方面积累了哪些可复制的经验？
张荣伟：新教育将“家校合作共育”列为十大行动之一，因为我们深知：教育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谱写的交响乐。基于这样的理解，真正的“校家社协同”应该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育人生态。
首先是理念共融，家庭、学校、社会对“培养什么人”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如果学校讲“幸福完整”，家庭只看“分数排名”，社会只认“名校标签”，协同就无从谈起。其次是资源共通，打开校园围墙，让社会资源进入学校，同时让学校成为社区的文化中心，实现双向开放。最后是行动共振，家庭、学校、社会围绕学生成长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抵消。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新教育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包括在全国实验区建立家长成长平台的新父母学校，让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通过亲子共读、师生共读在阅读中形成共同语言的家校共读；挖掘社区内人力、物力、文化资源以丰富学生学习场域的社区教育资源库；以及让家长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学校事务、从“旁观者”变为“合伙人”的家长志愿者机制。这些探索，正是让“理念共融、资源共通、行动共振”从愿景走向现实的生动实践。
问题八：从“耕读传家”到“全民阅读”，新教育的书香使命是否有了新变化？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国家也已将每年4月第四周定为“全民阅读活动周”。在您看来，从“书香校园”到“书香社会”的跨越，最需要突破的一环是什么？阅读如何从“校园行动”真正内化为“社会基因”？
朱永新：从“书香校园”到“书香社会”的跨越，最需要突破的一环是“阅读生态的系统性重构”。这体现在3个层面：一是从“学校单点”走向“社会全网”，目前阅读推广的主阵地仍在学校，学生离开校园后便陷入“阅读断裂带”，真正的书香社会应当让图书馆、家庭、社区、企业、媒体形成一张“处处可读、时时能读”的阅读网络；二是从“活动式推广”走向“制度性保障”，全民阅读活动周固然重要，但仅靠“一阵风”式的活动难以形成持久动力，需要将阅读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教育评价体系、社区建设标准，使之成为“日常”而非“节日”；三是从“阅读行为”走向“阅读文化”，行为可以倡导，文化需要浸润，当阅读不再被问“有什么用”，而成为人们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活方式时，“书香社会”才真正落地。
那么，阅读如何从“校园行动”真正内化为“社会基因”？新教育在多年的探索中提炼出3条可行路径。
其一，以“共读”打破“孤读”。新教育长期倡导“共读共写共同生活”，一个人的阅读是孤独的，一群人的阅读更有力量。通过师生共读、亲子共读、家校共读，让阅读从个人行为上升为家庭仪式、班级传统、社区节庆，当父母与孩子共读一本书，当邻里之间共议一本书，阅读就拥有了社会黏合的功能。
其二，以“领读者”点燃“阅读火种”。全民阅读需要“关键少数”的带动，新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领读者计划”，培养校长领读者、教师领读者、家长领读者、社区领读者，一个领读者就是一座流动的图书馆，他们用自身的热爱去点燃更多人的热爱，让阅读从“单向传播”走向“人际唤醒”。
其三，以“场景再造”重塑阅读体验。阅读不只是端坐书桌前的事，新教育倡导将阅读融入生活的各个场景：晨诵在黎明，午读在课间，暮省在灯下；在社区设立“家庭图书馆”，在公共空间打造“转角遇到书”的阅读微空间。当阅读与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它就悄然成为社会基因的一部分。
归根结底，新教育的书香使命在新时代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我们更关注“让没有书的孩子有书读”，今天我们更关注“让有书的孩子真正在读”；过去我们更关注“书香校园”的营造，今天我们更关注“书香社会”的共建。这一使命的跃迁，核心是让阅读从“教育的手段”回归“生活的方式”，从“校园的风景”成为“社会的底色”。当每一个家庭都有共读的时光，每一个社区都有阅读的角落，每一个城市都有书香的气息，全民阅读便不再是“活动”，而是一个民族自觉的生活方式。这正是新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耕读传家”这一古老智慧最现代的回应。
问题九：新教育实验的区域推进，如何回应教育评价改革？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差异化管理和评价机制”。截至2025年，新教育实验已覆盖全国229个县级实验区、超过1.1万所学校，惠及师生逾1000万人，其中62%的实验学校在农村。在您看来，区域推进新教育实验的过程中，更难改变的是什么？是评价机制、教师观念，还是全社会对“幸福完整”教育理念的理解程度？
张荣伟：截至2025年，新教育实验覆盖全国229个县级实验区、超过1.1万所学校，其中大部分实验学校在农村。正是这一数据告诉我们，新教育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平民教育”；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基于这样的定位，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区域推进中究竟什么最难改变，答案正是“全社会对‘幸福完整’教育理念的理解程度”，因为无论是评价机制还是教师观念，其背后归根结底都是理念问题。
具体来看，评价机制是“指挥棒”，但它最终是理念的制度化，如果社会普遍认同“分数唯一”，评价机制就很难改变。教师观念则处于中间环节，它的转变需要长期浸润，新教育用“教师成长三专模式”做了20多年，证明是有效的。而全社会的理解才是根本，当家长、社会、政府都相信“幸福比成功更重要，成人比成才更重要，素养比分数更重要”时，改革才有真正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教育在区域推进中形成了“行政推动、专业引领、自主发展”相结合的实践经验。没有行政推动，规模做不大；没有专业引领，质量上不去；没有自主发展，生命力不强，三者缺一不可。
对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差异化管理和评价机制”，新教育实验区提供了鲜活的样本。甘肃静宁、山西武乡等数量众多的农村学校证明，即使在资源薄弱的地区，通过理念引领和行动改变，同样可以实现“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问题十：从为“中国教育探路”到参与“全球教育对话”，新教育如何贡献中国智慧？
新教育实验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同时回应着全球教育的共同挑战。
在您看来，新教育实验最有潜力向世界输出的“中国智慧”究竟是什么？当这些中国经验走向世界时，新教育的核心理念，哪些具有普遍性，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借鉴？哪些又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难以复制？如何回答这种“可迁移”与“不可复制”之间的辩证关系？
朱永新：新教育实验26年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却回应着全球教育的共同困境，即内卷、焦虑、意义感的丧失。基于这一背景，新教育最有潜力向世界输出的“中国智慧”，我认为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时间智慧”，用仪式感对抗碎片化。“晨诵、午读、暮省”不是简单的作息安排，而是一种“时间的教育哲学”，在全球都被碎片化信息裹挟的时代，这种“让生命有节奏”的智慧具有普遍价值。
第二是“共同体智慧”，用集体成长对抗职业倦怠。“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揭示了教师成长的底层逻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这在全球教师职业倦怠率攀升的背景下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第三是“价值智慧”，用“幸福完整”对抗“内卷焦虑”。全球教育尤其是亚洲地区面临着“为分数而学、为升学而教”的困境，新教育提出“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是可操作的实践体系，这种“让教育回归人”的价值追求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那么，当这些中国经验走向世界时，如何理解其“可迁移”与“不可复制”的辩证关系？
在我看来，可迁移的是理念与方法，如“晨诵午读暮省”的时间节奏、“三专”的成长模式、“家校共育”的协同机制，这些可以因地制宜地借鉴；而不可复制的是文化根脉，新教育对“幸福”“完整”的理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身心一体”“知行合一”等思想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的独特智慧，也是新教育“不可复制”的独特价值。
由此出发，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不是要输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而是要贡献一种“基于中国智慧、回应人类困境”的教育思考。新教育愿意做这条道路上的探路者。（本报记者 孙亚慧）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5月28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