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开，换了人间

在拉萨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藏语课。

本报记者 黄敬惟摄

川藏公路通麦路段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通麦大桥。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蓝天白云下的布达拉宫。

段宏文摄（人民视觉）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雪域高原的命运从此改写。75年来，西藏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今，听亲历者再讲起往事，听孩子们畅想未来，我们会发现历史的印记经久不灭，而生活面貌早已焕然一新。
和平解放改天换地
“那时候大家听到很多传言，但当我亲眼见到解放军，他们纪律严明、和老百姓相处融洽，我就明白了——这支部队不一样。解放军在江对面的山头驻扎，村民们看见了，却谁也没去向藏军报信……”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江达县岗托镇的自家客厅里，江拥次仁老人娓娓道来。
岗托镇坐落在金沙江畔，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解放军渡江当晚就驻扎在这里的岗托村。时年13岁的江拥次仁在家煮了酥油茶和热水，给解放军送去。次日一早部队开拔，临走时回赠他几件旧军衣和一些食物。这个举动，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里。
江拥次仁老人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他一生有过许多身份——农奴、群众、党员、干部。其中，最让他感慨的是农奴与党员这两重身份的反差。“曾经，西藏的老百姓受到三大领主的压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各种苛捐杂税压得人根本看不到生的希望。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日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饮食起居的生活细节，到公路、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都有了保障。”他说。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远古时期，居住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就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有着血缘、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昌都卡若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距今5000至4000年的房屋、陶器和粟米。那些粟米的颗粒，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
元代设立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明代设置卫指挥使司管理西藏军政事务，清代册封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设驻藏大臣，明确规定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中央政府批准。这套仪轨，至今仍在严格执行。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旧西藏还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连基本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没有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思想自由，动辄被随意鞭打、残害，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
彻底废除农奴制、进行民主改革后，西藏曾经的百万农奴第一次挺直腰杆，真正成为这片土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西藏和各族人民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一座丰碑。
携手同心共筑天路
和平解放翻开了西藏各族人民命运与共、携手共建的崭新一页。为打破高山深谷的阻隔，由十八军将士与各族同胞组成的筑路大军，在这片“生命禁区”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于1954年将川藏公路修抵拉萨。从此，一条条“天路”不断在高原延伸，各族儿女的命运也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昌都市八宿县境内的国道318线怒江大峡谷段，崇山峻岭间江水汹涌，怒江大桥犹如一条巨龙横跨江面。不少往来的车辆经过这里时，会专门鸣笛，致敬和缅怀牺牲的筑桥者与养护者。半个多世纪前，在没有现代机械、缺乏地质资料的艰苦条件下，十八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第一座怒江大桥。这背后，凝聚着无数筑路英雄的牺牲与奉献。
“我亲眼见证了三代怒江大桥的变迁。1970年时我9岁，第一次在第一代桥上走过。我记得桥很晃，晃得我心脏怦怦跳。”普布老人告诉记者，“如今，看着这里往来的游客、车辆，我为西藏的发展变化感到震撼和幸福。”
第一代怒江大桥是贝雷桥，采用当时军队快速建桥的方法，由钢架组成箱体架设而成。1953年6月，筑路部队到达怒江东岸时正值雨季，江水汹涌，暗流密布。部队先后4次渡江，以牺牲多人的代价，连接了东西两岸。第二代怒江大桥于1972年建成通车，是水泥混凝土拱桥。2013年出于安全考虑，在原有位置又修建了一座钢架桥。第三代怒江大桥则于2018年正式建成通车，全长165米。
如今，第一代怒江大桥已经拆除，但仍保留了一座桥墩。在滔滔江水和险峻山崖间，桥墩如一座丰碑矗立，诉说着曾经的岁月与艰辛。旁边的怒江大桥遗址纪念馆，常有游客专程前来了解修筑大桥的故事。过往车辆和人们用自己的方式缅怀着筑路英雄。
类似的变迁也发生在林芝市波密县。这里的318国道通麦镇至排龙乡路段素有“通麦天险”之称，曾是川藏线上的“死亡路段”。大山和江河阻隔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络，道路依山开凿，高悬于河流之上。由于土质疏松，路基松软，有些路段路面倾斜，稍不注意就可能滑进峡谷。当地人说，曾经仅为过江，就需要在高山密林间绕行好几个小时。
直到20世纪50年代，解放军边进军、边筑路，在通麦险要之处架起了一座木板吊桥。从此两岸连通，川藏线延伸向前，当地村民绕路远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座木板吊桥承担了40余年的通达使命。2000年，波密县易贡乡发生特大山体滑坡，吊桥被冲毁。为尽快打通运输线，一座悬索大桥在吊桥的原址旁被架起，于2001年正式通车。2015年12月，一座单塔单跨钢桁梁悬索桥凌空而起——通麦特大桥正式通车，12米宽的桥面可双向行驶，安全通畅。
2016年4月，以102隧道、飞石崖隧道、小老虎嘴隧道、帕隆1号隧道、帕隆2号隧道和通麦特大桥、迫龙沟特大桥“五隧两桥”为主的川藏公路通麦段整治改建工程完工并通车。川藏公路西藏境内“卡脖子”的难题解决了，“通麦天险”变为坦途，通行时间缩短到20分钟。
路通了，变化就来了。易贡乡外出打工的村民多了，买车的家庭也多了。从国道318线进藏的游客纷至沓来，不少人抓住机会办起了家庭旅馆，为自家带来更多收入。如今，见证风雨的老吊桥、老悬索桥已不再承担通行任务，但它们仍与通麦特大桥并列横跨在易贡藏布江上，一同诉说着这段天堑变通途的历史变迁。
曾经，进藏出藏都难，在藏出行也难。如今，公路线畅通无阻，“复兴号”动车组在高原驰骋，乡村道路修到了农牧民家门前，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交通网络，正在为西藏的发展注入蓬勃生机。
共同谱写光明未来
健康是民生之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是全国支援雪域高原的生动缩影。一批批援藏医生扎根高原，手把手带教本地骨干，让“输血”变“造血”。
“在工作中我把自己熟悉的技术、经验教给当地医生，下了班我们也经常一起去逛林卡，这让我感觉时间过得飞快。”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刘冬冬说。她是来自广东的援藏医生，已在林芝工作将近一年。“同时，林芝市人民医院的医生也会到广州的医院轮流培训，这让我们有共同的交流和经验基础，有助于当地医生治疗水平的提升。”
教育是照亮未来的灯塔，更是高原发展的希望。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5%。如今，西藏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各族青少年在同一片蓝天下共读共学、携手成长。
在拉萨中学，干净整洁的校园里，书香气息扑面而来。思政课堂上，学生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所中学创办于1956年，其办学尊重学生民族风俗习惯，按国家规定的教学计划授课，重视藏、汉双语教学。“毕业后，学生们可以达到流畅阅读、写作、交流的藏语水平。”藏语老师阿旺旦增说，“通过学习藏语，学生们增强了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和喜爱，他们能够阅读藏语版的《资治通鉴》《格萨尔王》等经典，还有学生能熟练地在作文中运用藏语谚语。”
“我想从事法律行业”“我想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当被问及未来的人生规划，学生们脸上洋溢着笑容。“我将来想留在西藏，从事藏语相关的工作。”来自日喀则的学生仓决卓玛这样回答。
从军民同心的温暖记忆，到奔涌江水中矗立的英雄丰碑，再到整洁校园里的琅琅书声，和平解放75年来西藏走过的每一步，都印着无数人的付出与坚守。如今高原上的格桑花绽放得更加绚烂，高原上的人们也一步步迈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明天。
对于西藏的发展，外国人这样看——
日前，“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藏拉萨举行。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以及国内重点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西藏人权保障发展进步的经验启示”“美丽西藏建设的借鉴价值”等议题展开研讨。不少外国专家学者分享了自己眼中西藏75年来的发展。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
我的祖父母、父母和我自己，都曾多次来到西藏，时间跨度从上世纪30年代到今天，我们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这是一场真正让我惊叹的转变。
第一是健康、教育和人均寿命。
我的祖父母当年看到的是病痛无处医治，而我现在看到的是现代化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覆盖到了每一个县、每一个乡镇。西藏的人均寿命大幅提高——从20世纪50年代的35岁多一点，到如今超过72岁。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意味着一位祖母可以看着自己的孙辈长大，意味着一位父亲能活着看到自己的女儿成为医生。这是一个社会能够实现的最深层次的改变。
今天的西藏拥有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偏远的牧区学校到职业学院。那些过去一辈子只会放牦牛、没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或正在成为工程师、教师和护士。教育打破了贫困的循环，赋予了藏族人民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
第二是尊重自然的基础设施。高原上现在有了公路和铁路，但让我始终印象深刻的是它们的建设方式。在西藏，桥梁和隧道让公路和铁路从地表之上或之下穿过，草地得以完整保存。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它们仍然可以在古老的迁徙路线上自由奔跑。基础设施的进步并不以牺牲大地为代价。
第三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繁荣。这一点，对我来说尤其触动心弦。我在西藏自治区走访过很多学校，亲眼看到藏语不仅得到了保护，而且被积极教授。在课堂上，孩子们同时接受藏语和汉语普通话的教学。今天的绝大多数藏族人民都能讲很好的双语，在本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他们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是在更广阔的世界中获得了表达。
而且，他们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显而易见。我曾看到年轻的学生们带着喜悦的心情以地道的舞姿表演古老舞蹈。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那种自豪感溢于言表。我还了解到，传统藏医学与现代医疗保健并行不悖地延续着。藏族文化没有被锁在博物馆里——它是活生生的、充满活力的，并且骄傲地从长辈传递给年轻人。
更长寿、更健康、受教育的人生，尊重自然的基础设施，不仅得到保护而且蓬勃发展的传统文化——这就是西藏75年来的真正成就。
武汉大学教授、编钟奖得主蒂莫·约亨·巴尔茨：
和平解放75年来，西藏正发展成一个通过高速公路、铁路和数据电缆交织相连的现代经济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西藏有着得天独厚的机会和条件。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克服地理带来的“距离成本”。在教育领域，自适应学习平台可以为偏远地区的学子提供个性化教学。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能将县级医院的服务延伸到牧区。在文化领域，基于藏文文本训练的语言模型，可以支持双语教育和数字遗产保护。而且，由于西藏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人工智能驱动的电网优化可以将这种可再生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经济优势。
此外，智能遥感等技术可以助力西藏的可持续发展。青藏高原生态脆弱，通过智能遥感可以近乎实时地监测这些系统。我们可以跟踪草场健康状况，以指导轮牧；可以探测滑坡、冰湖溃决等灾害的早期迹象；还可以以10年前无法想象的精度测量高寒草甸的碳汇能力。对于高质量发展而言，这意味着政策决策可以主动作为，而非被动应对。这意味着西藏可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借助科技守护其生态环境。
75年前，和平解放为西藏的现代化打开了大门。今天，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带着新的工具继续前进。西藏的未来，将由受过良好教育、具备技术素养、既懂算法又懂高海拔的专业人才来建设。这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发展道路。
奥地利社科院前项目研究员乔治·瓦夫拉：
西藏和平解放，是打破旧西藏一切枷锁的关键，正式终结了曾经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黑暗时代。
人权核心是生存权与发展权。在如今的西藏，从人均寿命、教育普及、医疗健康等方面，我们亲眼见证了这里令人震撼的进步。同时，这里的文化遗产也得到了鲜活传承，藏语文在学校与政府工作中受到保护与推广，布达拉宫等文化地标得到修缮保护。
此外，高速网络覆盖雪域高原、5G基站屹立在珠穆朗玛峰脚下，互联互通让西藏人民既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独特文化，又能享受21世纪的便捷生活。
西藏人民当下的美好生活正是和平解放最珍贵的成果——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健康、教育与希望。如今，这里的人们正奋力推动这片大美土地持续进步、走向繁荣。（本报记者 黄敬惟）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5月28日 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