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黄达远：河西走廊何以成为探视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中新社北京1月19日电 题：河西走廊何以成为探视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专访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黄达远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



　　河西走廊，东接中原，北望大漠，南达青藏，西通天山，作为内陆亚欧文明“十字路口”的交通枢纽，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这里交流互鉴。其历史上的沉寂与繁荣，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对外联通活力紧密相关。

　　河西走廊地理环境的独特，在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其历史途程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启示？应如何珍视并利用这份独特的历史遗产？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中亚·环里海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黄达远就相关话题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2025年4月11日，航拍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九美旦增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地理上，河西走廊有哪些独特性？在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连绵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黄达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河西走廊作为地理和文明廊道，生动展现了这种包容性。就地理角度而言，河西走廊是以山地、绿洲、荒漠为主体的复合系统，其中绿洲如同一个个“岛屿”，成为商业中转站，给路过商队提供补给。绿洲带也由此成为东西交通要道上的“绿洲桥”，这是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的核心特征之一。

　　与此同时，河西走廊东接中原，北望大漠，南达青藏，西通天山，恰似内陆亚欧文明“十字路口”的交通枢纽，来自草原、农耕区和绿洲的商人在这里休整、居留，促成了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宗教为例，中国的道教、印度的佛教、西亚甚至欧洲的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在这里留下痕迹。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所以，各民族在河西走廊频繁来往互动，发展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格局，形成了特殊地域内的共同体验。这种游牧与农耕、东西与南北交汇的过渡地带性质，使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河西走廊经历了诸多王朝更迭，这里有哪些史实或遗迹，凸显其“民族走廊”的特征？

　　黄达远：河西走廊一方面表现出“华夷边界”的特征，如阳关、玉门关和嘉峪关是历史上著名的关隘；另一方面表现出农耕、绿洲、草原区“接驳之地”的特征，是不同民族交融的走廊。虽然中原王朝把河西走廊若干核心绿洲开发为农耕区，但走廊上大小不一的谷地、冲积平原、戈壁和沙漠上错落分布着的众多绿洲，还有相当一部分保持着农牧共生的社会样态。



2025年9月23日，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关城文物景区内，游人参观拍摄嘉峪关城楼。(资料图) 中新社记者 李亚龙 摄
　　历史上，这里华夷交错、民族交融的事实数不胜数。如，历史上出现的大小不一的地方性政权，大多具有“胡汉共治”的特征，从两汉交替之际窦融“保据河西”，到西晋末年张轨“出镇河西”，汉文化在河西的传播不断增强。为适应治理区域内农耕与游牧人群的需要，甘州回鹘牙帐、肃州龙家、凉州蕃汉联合政权、敦煌归义军政权等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往往需接纳多元文化。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就是“多语并存”的多元文化区域，现存的“凉州碑”一面是西夏文、一面就是汉文，敦煌藏经洞的文献也涉及十多种文字。河西走廊作为民族走廊，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来了哪些超越“民族”概念的意义？在哪些方面折射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善于“化他为我”的生命力？

　　黄达远：河西走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绝非简单的“接触”，而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一种超越血缘、语言、地域乃至民族认同的文明整合机制。这种机制让河西走廊不仅是一个桥梁和通道，更成为一个持久的文明交流互鉴实验室，折射出中华文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独特生命力。

　　在这里，文明整合机制有很多表现形式，王朝更迭、民族政权轮替并未导致文明断裂，反而促进了文明融合。无论是匈奴、月氏、鲜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还是汉人，任何进入河西走廊的人群和政治主体，若要在此长期生存发展，都不得不适应多文明汇聚的社会样态。如，粟特商队带来祆教和商业规则，但为了在敦煌、凉州立足，他们也参与佛教供养、采用汉式姓氏甚至进入地方官僚系统。西夏王朝在河西走廊同时使用西夏文、汉文、藏文甚至回鹘文进行管理、翻译佛经，这不仅是语言政策，更是一种将不同文化群体纳入同一政治框架的制度设计。

　　尽管民族多样，但人们在共同开发绿洲、维护商路、抵御极端环境、共建宗教与文化景观等过程中，形成了超越特定族群的共同实践与记忆，敦煌莫高窟的营造史就是集中体现，从十六国到元朝，其供养人和工匠来自不同民族，艺术风格融合了印度、波斯、希腊和中原元素。因此，河西走廊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它总是能将“外来”转化为“内生”，非被动“接受”，而是主动消化、转化与再创造。



甘肃敦煌莫高窟。(资料图)中新社发周斌全摄
　　中新社记者：河西走廊的历史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应如何珍视并利用这份独特的历史遗产？

　　黄达远：河西走廊的历史可谓一部“通道兴衰史”，其繁荣与沉寂，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对外联通活力紧密相关。在这个“山地—绿洲—荒漠系统复合体”通道上，任何民族都无法仅靠单一生产方式长期生存。于是，我们看到农耕、游牧、绿洲互补的经济形态，“胡汉共治”的政治智慧、多语并用的管理实践，以及融合多方元素的石窟艺术。历史上，中原的典章制度、农耕技术、丝绸茶叶通过走廊西传，而西方的物产、艺术、宗教乃至风俗也经由这里进入中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这里不是单向度的“中心辐射”，而是多向度的“融合共生”。

　　今天，我们可以秉承这份“融合共生”的遗产，超越“中原中心”以及“边疆”视角，用区域视角来看待河西走廊，发挥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明交流对话平台的作用；超越“民族”视角，发现其作为农耕、绿洲、草原过渡地带的历史地理特性，以及各民族共生融合的实践和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河西走廊的历史经验，对拓展产业投资、绿色矿产、科技创新的“新走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也仍具启发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黄达远。受访者供图
　　黄达远，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曾经在新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从事中亚与西北民族研究，现任西安外国语大学国家民委(培育)基地首席专家、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高端智库“中亚·环里海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丝绸之路区域研究、中亚区域国别研究，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从河西走廊看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受到学界关注，代表性专著《欧亚时空中的中国与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被纳入国家社会基金中华学术外译推荐书目。此外，还兼任西北大学(校聘)兼职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合作)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