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石窟寺 更好“活”下去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总称，其中北山摩崖造像颇具特色。近年来，大足区积极推动大足石刻中小石窟保护力度，让石刻文物“活”起来。图为游客欣赏精美造像。徐春茂摄（人民视觉）

世界文化遗产甘肃敦煌莫高窟。王斌银摄（人民视觉）

游客游览龙门石窟，感受精美绝伦的石刻艺术，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张光辉摄（人民视觉）

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柬埔寨、新加坡、日本等10余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石窟寺保护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分享石窟寺保护前沿实践与理论成果，共同探索石窟寺保护科学理念和方法路径。
多学科协同
对症施策
中国石窟寺宛如镌刻在崖壁上的史书，承载着千百年来人类的信仰与艺术，见证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包容。然而，这些瑰宝长期暴露于自然环境中，渗水漏水成为其保护中的突出挑战。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介绍，大足石刻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其所在的重庆市大足区年降水量超1000毫米。降水从地表渗透，经裂隙进入崖壁，再在石窟表面排出。水不仅带来盐析、风化，还造成摩崖造像表层剥落。几十年来，大足石刻的治水探索证明，单一手段往往收效甚微，唯有多学科协作、系统治理，才能真正遏制水害。
在这样的思路下，大足石刻水害治理团队采用了多学科方法。通过精细地质勘察，用地质雷达、高密度电法、钻孔摄像、电磁波CT等多种手段，明确大佛湾渗水补给源、渗流路径、排泄通道，揭示地表径流特征和地下水动态特征的空间关系。水文地质分区和渗流精细水文地质模型的构建，为后续岩体裂隙渗水病害的治理、监测、评估等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蒋思维说：“多学科协同要在文物领域实现‘1+1＞2’的效果，应用时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低限度干预’等原则。同时，保护过程要对症下药，选用合理的技术工艺。比如，将水电工程中的帷幕灌浆技术引入石窟水害治理，我们要筛选与文物本体兼容、耐久、环保的复合灌浆材料，进行扎实的前期试验，还应明确其使用条件。”
经过努力，大足石刻多学科协同水害治理工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蒋思维说，工程结束后，历经5年的跟踪监测发现，卧佛表面原渗水点不再出水，造像本体盐析现象也明显减轻，治理效果显著。
此次论坛，多学科协同理念被反复提及。日本大阪大学教授谷本亲伯谈到，遗产保护需要有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大学应该多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探索在石窟寺保护领域形成文理融合的教育机制。“我们可以用技术手段和先进设备得到很多数据，但对数据的理解和阐释依然需要人。所以，我们还要更多交流，让大家可以就保护成果进行充分讨论。”谷本亲伯说。
要找到石窟寺保护的长久治理方案，不仅要多学科协同，还要对症施策。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严绍军介绍了龙门石窟的水害治理经验。他说：“龙门石窟的水害根植于地质条件与构造特征。每一个洞窟都不一样，在治理时要针对性地考虑。”以潜溪寺为例，早期的水害治理曾尝试过加盖混凝土板、洞窟灌浆等方法，后来失效。漏水之谜直到地质学的介入才得以破解。找准病因后，治理方案随之简化，效果显著。
从“事后补救”
到“事前防范”
近年来，“预防性保护”理念逐渐成为石窟寺保护工作的重要方向，它不仅改变了过去“头疼医头”的抢救模式，更推动了石窟寺保护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守护的转型。
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的瑰宝，自北魏至唐代历经数百年的开凿，留下了2000多个窟龛、逾10万尊造像。如何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漫长岁月中得以延续，是摆在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副主任马朝龙介绍了相关情况。
“‘预防性保护’概念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在罗马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引入我国后，逐渐进入遗产保护体系。”马朝龙说，龙门石窟主要面临的病害包括结构失稳、水害、风化、积尘和生物侵蚀。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岩体开裂、松动和渗水引发的次生问题。这些看似自然发生的现象，如果不加以防范，极易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过去的保护往往以“抢救”为主，例如上世纪70年代对奉先寺大佛进行加固处理，起到了效果。
近年来，龙门石窟在保护理念上转型明显。龙门石窟的监测预警体系从2012年开始逐步建设，目前安装了19项监测类型，200多个传感器，监测对象涉及多项指标，从环境到本体病害，以及周边、游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测。
在2021年7月发生的极端降雨事件中，监测系统及时捕捉到部分洞窟稳定性异常的数据，第一时间触发保护响应，从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破坏。这充分体现了预防性保护的价值——通过提前感知风险、主动干预，实现了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防范”的转变。
除了环境和监测，龙门石窟在日常维护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工作人员长期坚持巡查，利用3D打印技术修补因风雨侵蚀造成的缺损，既保证了修复的科学性，也增强了耐候性。数字化手段的引入，使文物保护具备了更多精细化、个性化的可能。龙门石窟维护成果于2024年入选了相关遗产保护优秀案例，经验可向更多石窟寺推广。
“未来，我们还将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提升监测分析的效率与精准度，强化技术对保护工作的支撑。”马朝龙说，“此外，加强考古学、地质学、材料学与生物学等多学科合作，深入探究病害机理并研发更高效保护技术，持续完善预防性保护体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再升级，让龙门石窟这一文化遗产在科学保护中实现持久传承。”
科技助力
文物新生
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热门话题。如何将这一前沿技术应用于石质文物保护，拓展研究方法、提升治理精度，成为专家们的关注点。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黄继忠分享了人工智能在石质文物保护中的探索成果和思考。他说，石质文物数量庞大、历史悠久，却常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风化问题严重。以云冈石窟为例，因砂岩特性与环境作用叠加，风化痕迹明显。“如果能对它过去的风化历程有所了解，对预测未来石窟风化很有帮助。”黄继忠说。
人工智能的介入，为石质文物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在影像与光谱应用方面，黄继忠团队整理了云冈石窟近百年历史照片，通过深度学习框架识别裂隙、剥落等典型风化特征，定量计算裂隙长度和剥落面积，并结合纹理清晰度分析揭示了风化速度。同时，团队利用高光谱技术和卷积神经网络，实现了石窟风化赋存环境的分类，准确率高，并建立光谱样本库，对砂岩表面主要矿物成分进行定量评估，能够实现更精细的检测。
“人工智能在文物领域大有可为。”黄继忠说，“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系统能自主分析环境参数，无损检测数据状态，实时掌握文物状态，最终实现病害早期预警，为文物保护提供全新的路径。”
来自英国国家罗斯福实验室的李培勋教授介绍了中子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举措。他说，中子技术的独特优势在于无损检测与高渗透率。这使其能够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揭示材料内部结构与成分，帮助回答“是什么材料”“如何制造”“内部有无修复痕迹”等问题，此外，还能够补充其他检测手段的不足。
李培勋还分享了实验室最新的探索，例如利用中子追踪石质材料中的水分迁移路径，为石窟寺等的渗水问题研究提供了借鉴。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表示，文物数字化已成为当前石窟寺保护的重要技术手段，不仅能提升保护效率、实现信息永久保存，而且借助“数字敦煌资源库”等数字化平台能够持续扩大敦煌文化影响力。2019年，敦煌研究院就已建成投用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通过技术积累，为石窟寺、土遗址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科技支撑。
“中国在石窟寺等遗产保护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从理念到研究再到行动的中国方案。这些中国方案也在不同场合得到了国际同行专家高度赞誉和评价。”苏伯民表示，通过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专家间的交流，大家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为保护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而努力。（本报记者 周姝芸）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8月25日 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