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在时间中沉淀（圆桌谈）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12期“作家活动周”在北京和贵州举行。本次活动周以“中国文学新力量专场”为主题，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青年作家参加活动。本报记者邀请周宏翔、周婉京、林为攀、钱幸4位青年作家开启了一场圆桌谈，管中窥豹，观察新一代青年写作者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们有哪些体会与困惑。
“他们未曾宣之于口的，是我更感兴趣的”
问：请介绍一下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有什么新作或代表作向大家推荐？
周婉京：我最早是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做记者，2016年出版过一本《清思集》，是我工作中非虚构写作的合集。在我采访过的艺术家、收藏家当中，我最喜欢听他们讲来香港的早年生活，与他们在内地的往事，里面有浓浓的烟火气。我们闲聊时，他们讲上海话、潮州话、客家话、东北话，这些看似不经意的闲聊，把我拉进了他们的故事。我很幸运，因为在我提笔写故事之前，先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构成了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慌张的山水》的雏形。这些在异乡漂泊的人，怎么行动、怎么反应、怎么生活？比起他们告诉我的事，他们未曾宣之于口的，是我更感兴趣的。
林为攀：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算起来有十五六年了。高三时，我因为看了一本《百年孤独》，写出了第一篇小说《作家之死》，并获得了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今年，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第八本书《搭萨》，这是一本小说集。同名小说在今年获得了第二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或许它能成为我目前的代表作。《搭萨》中，我首次把笔触放到客家原乡，写了一个客家“扛菩萨”的故事，它让我的写作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周宏翔：我的写作开始得比较早，起初是因为不想只写作文。第一次发表作品是15岁，在我们当地的校园刊物上发了一篇小说。高中时，我主要以写青春小说为主，陆续发了1年多，很快就被出版社注意到，促使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几年后又辞职回归写作。我想向大家推荐的是去年在《收获》发表的长篇小说《当燃》，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是和我的家乡重庆有关的故事。
钱幸：我在中学时，把全班同学写到了小说里。同学追着我，要讨个好角色和好结局。我家里没这方面的人才，父母总觉得我痴心妄想。但我还挺争气，大学里写了两三个长篇，在《萌芽》杂志发了。作为一个爱考编的山东人，毕业后我选择了循规蹈矩的生活，写作间断了8年，但因为工作关系，我总是会看到那些脆弱的、渺小的、无助的人，就又想写了。2021年，我又开始发表作品，但不是写我自己，是写我所见过的人。推荐我即将问世的三本书吧：中短篇小说集《冷静期》，聚焦的是“人与人的差别”这个问题；中篇小说集《二十一日酉时》，聚焦的是“罪与罚”；长篇小说《何人到白云》，讲述小城市两代人暗流涌动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关注的是“孤独”。
“若想感受地面的温度，必须留下脚印”
问：青年写作往往被人们寄予议题创设、审美革新、叙事突围的厚望，青年作家则被视为文学变革力量的主体。在你看来，如何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
钱幸：时代不是抽象的，看到周围怎样、周围人怎样，构成了我们时代感受的一部分，比气候还重要——它近似人文气候。作家要“在场”，还要拉开一段距离，发现一些滞后或穿透的东西。我更关心那些朴素生活着的人，更偏向于描绘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比如我写过“魏永芳”系列，作为进城务工者，她是医院的护工。就像柔软的蚌吞食砂砾却奉献出珍珠，她从生活的艰辛中捧出的是坚韧和体谅。我像一个“体验派”作家，没有很多技术，多凭借直觉。
周宏翔：对当下的记录很必要，但同时也特别困难。比如，城市文学相较于县城、乡土，很容易显得轻浮，主要原因是城市的快速更迭，很难沉淀下某种厚实的东西，流行与过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想，解决的方案似乎还是要嵌入某些时代痕迹和公共事件的记忆，才能让轻浮稍微沉淀下来。归根结底，青年作家还是要投入生活中，去捕捉那些真实感和现场感，找到互联网无法呈现的“实感”和思考。
林为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让许多同行忧心忡忡。但要我说大可不必，AI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取代人类，就像交通工具无法取代双脚，若想感受地面的温度，必须留下脚印。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文学都是人类最后的一道堡垒。不过现在读者对作家的要求更高了。如何突破？我想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就拿我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中篇《便携式祖先》举例吧，这篇小说借鉴纪录片脚本，即采用场景与画外音的形式，讲的是一个客家人认祖归宗的故事。我认为，AI时代同样给了作家机遇，就像有托尔斯泰这座高峰，才能有后来的“冰山理论”和“魔幻现实主义”……人工智能是另一种层面的鞭策，而非阻力。
周婉京：我们所处的时代，像一条快速流动的信息河。每一天，我们都面对无数的信息。如何快速做出筛选，成了我们的日常。信息太多，相伴而来的是可写的主题太多、太散，有时小说开篇了，中间被信息和事务打断，前面的开头就搁置下来，如此积攒下来的故事很多。所以我近几年持续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捕捉时代速度的同时，尽量让自己慢下来？我想这是我们年轻一代相较于前辈作家所面临的新问题。读者在碎片化阅读，我们作者也经历着碎片化写作。有时候，我完成了一天的写作之后，莫名生出一种悲壮感，越写，就越感受到深度表达与算法逻辑的对抗。在算法面前，我们都是日复一日搬运石头的“西西弗”。
问：作为今天的写作者，你在写作中面临哪些困难？有没有找到应对方法？
周宏翔：我觉得当下创作者面临的最大困难倒不是AI来袭，而是输出者越来越多，但阅读者越来越少。过去，创作者也是阅读者，现在似乎更多的人试图创作，但并不怎么阅读同行的作品，写作者与阅读者的身份割裂了，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失去读者”的问题。我记得刚开始写作时，还会收到读者来信，以及后台交流的私信，大家会针对作品发表自己的想法，现在我收到的信息更多是问我怎么写作、怎么发表的。如何引导读者去读作品，这可能是比较难的。
钱幸：其实现在很适合写作，你站着不动，写作素材就往脸上扑。我有时候在写一部小说时，另一个故事忽然就从字缝里长出来了。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是取舍，因为我不是专职写作，要把时间和精力切割成小块。但反过来说，这也刺激了创作，我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用来写作，或者酝酿写作。写作是副业也有好处，我就在生活之中，不是感同身受，而就是“身受”。我会遇到各类职场困境、人际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抽离出真身，客观观察。一切都是小说的来源。换言之，小说就是我的生活。
“不能光低头走路，也得抬头看路”
问：当下，新大众文艺崛起，文学创作早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作为青年作家，如何打破传统文学的界限，探索新媒介、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
钱幸：时代在变，写作者不能光低头走路，也得抬头看路。我们不能苛责读者的选择，而应该自省如何让更多读者进入深阅读。我在写小说时，尽量找一个更好进入的“壳”，把那些困惑、难以言表的复杂东西，用故事的外壳包裹住。外壳诱人，嘎嘣脆，入口即化，故事微苦，品到最后，又有点儿回甘。我还建了小红书账号，每天会找一点儿素材，用活泼的表达分享，比如最近“关于写作者为何要奔赴作协组织这件事”“用半年时间测试了波拉尼奥的写作方法到底行不行”等帖子还收获了不少点赞关注，也是试图跟读者建立连接。作品不是商品，但既然写了，总还是需要读者的。希望以后能够借助大数据、新传媒手段和新技术，将作家的东西精准送到读者面前。
周宏翔：其实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界限”，因为所有的“界限”都会随着业态的变化而打破，就像我们很难定义马伯庸的小说到底是严肃文学还是网络小说，或者村上春树到底在不在纯文学讨论的范畴里。互联网把很多东西的界限都模糊掉了，年轻人对于所谓的“区分”也越来越不在乎，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能不能吸引我。在新媒体和技术兴起之后，我们的传统叙事一定是在发生变化的，不管是关注的内容还是作品的结构，包括语言，但文学本身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核，一直在抵御这种变化。真正能够引起人思考的文字不该是随波逐流的。作为青年作家，即使走不到互联网前面，也应该紧跟互联网，去挖掘那些短视频记录之外的生活。
林为攀：如今一切都在碎片化，时间被切割成无数块，刷短视频是我们的日常。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学不但不会式微，反而会焕发新生，因为文学是战胜虚无的最佳方式之一。之所以产生文学式微的错觉，不是因为文学已死，而是作家自身水平有限。
问：本次作家活动周的主题是“中国文学新力量”，我想其中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说要写出“有力量”的作品，二是指作为文学新人，要肩负为中国文学贡献“新力量”的使命。你如何看待这个主题？
周婉京：我很认同你的看法。所谓的“新力量”应该是在“有力量”的基础上呈现的。这里面的“新”一方面指的是我们青年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正在改变，文学的时间感被短视频的“瞬间切换”解构，线性叙事似乎正在让位于碎片拼贴，这样一来，读者要的也许只是一个金句，甚至更少。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注重与读者的关系，借助不同的社群和平台连接分散的读者；另一方面，“新”也意味着我们面对的现实维度发生了改变，人脑之所以区别于算法，可能正是因为人性的复杂，在短内容、浅文本制造的信息背后，依旧存在着许多我们可以深挖的角落。我想，那也对应着读者重新渴望“一盏灯下读长篇”的时刻。
钱幸：对于如何有力量，我想，真实的、坚定的、悲悯的东西最有力量。在充满“情义危机”的质疑和“如何成名有利”的焦虑面前，作家应该是一群天真的坚定者，是相信愚公移山的人，是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抱负的人。
周宏翔：“新”本身既在我们的创作阅历，也在我们的创作内容。作为随着互联网兴起而成长的一代人，我们能够提供的经验样本应该比前辈作家更丰富，但我们很多时候也禁锢在了手机屏幕之中，而忘记了自己到底应该留下什么。“新力量”应该是一种对自我和对文学本身的坚持和突破。我还是认为文学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把利器，需要我们好好锻造和利用起来。
林为攀：作为文学新人，只有写出“有力量”的作品，才能为中国文学贡献“新力量”。而有力量的作品在每个时代都不可能批量出现。文学新人大多数还在起步或者摸索阶段，大可不必过于操切，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成长。要把时间线适当拉长，将来回头看，就知道有没有“新力量”产生了。（本报记者 张鹏禹）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6月30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