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民福丨“鸿翔呢大衣不买了，年终奖统统存进银行”

文│张国康
【旧闻实录】
爱国的工人们替国家打算
把年奖存进银行去
本报讯：本市人民银行各区办事处，配合了各私营工厂发放一九五二年年终奖金或年终双薪时，在工厂中推行爱国储蓄，为祖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人民银行普陀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下厂工作时，在工会的统一布置和党团的领导之下，利用各厂原有各种宣传阵地及爱国储蓄服务员，向工人们展开爱国储蓄的宣传……有很多工厂的绝大多数工人，都已把年奖的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参加了爱国储蓄。像统益纱厂女工陈世英、杨红珍两位说：“为了使祖国加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我们决心将年终奖大部分参加爱国储蓄，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最可爱的人——志愿军”。
—— 《新民报·晚刊》1953年1月30日


参加优待售粮储蓄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宣传画
寻常巷陌，百姓人家，斜阳乌衣，堂前燕雀。假如我们这个开埠一个多世纪的城市，每天发生着一万个家长里短的故事，那么其中大概会有五千个与国家的命运和形势紧紧相连。就比如上海取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的时候，举国欢腾，全城雀跃，有多少寻常百姓为配合世博园区建设而迁离居住了几十年的旧居。或许，这样一个朱姓的家庭就是其中的一员。搬家之前，朱家的长子朱爱国在整理家中细软时，发现了一本陈旧的笔记本。封面上“祖国万岁”几个红字已经褪色，翻开扉页，几行工整的毛笔字写着：陈世英同志在一九五二年劳动竞赛中，成绩优异，荣获生产能手称号，特此颁奖，以此鼓励。落款是，统益纱厂党委、工会、团委。翻开笔记本，一张报纸落在了地上。这是一张1953年1月30日的新民报晚刊。半个多世纪岁月的抚摸，报纸已经泛黄发脆。朱爱国知道，笔记本是母亲的遗物，也是她的珍爱，但是不知道母亲为什么精心保存了这张报纸。半个世纪前的旧报纸毕竟也可堪当文物，朱爱国决定将它原封不动的带去新居。正在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女儿发现了这张报纸，便好奇地读起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新闻，忽然她兴奋地叫起来：爸爸，快来看，奶奶的名字上了报纸了！


1953年1月30上海《新民报·晚刊》 关于爱国工人们把年奖存进银行的报道
朱爱国用飞快的速度阅读了这条新闻，明白了母亲将那一天的报纸保存至今的原因。那一则新闻是这样说的：人民银行普陀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到各私营工厂宣传爱国储蓄，得到了工人们的响应，爱国的工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年终奖金存进银行参加储蓄。统益纱厂女工陈世英、杨红珍两位说：“为了使祖国加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增强抗美援朝的力量，我们决心将年终奖大部分参加爱国储蓄，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最可爱的人——志愿军”。
那一天，或许是工会主席老沈带着一个叫王鲁生的新民报晚刊年轻记者到厂里采访。在布机车间，老沈向记者介绍说，这是厂里的生产能手小陈，工资不高，但却带头存了一百万元的爱国储蓄。记者便对老沈说，那我们就采访一下小陈吧。小陈那时候刚过三十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和她的“姊妹淘”小杨正在边工作边讨论着育儿经，听了老沈的话，她腼腆地冲着年轻的记者笑着。


本市干部职工踊跃储蓄的报道
几天以前，人民银行普陀区办事处的老周带着几个年轻人到厂里宣传爱国储蓄。老周是老银行，五十来岁光景，头发灰白但梳得一丝不苟，一身蓝卡其中山装已经洗得发白，但总是那样清清爽爽。听说银行里有这样的顺口溜叫做：会写会算当会计；会唱会跳做储蓄。这不，午饭后的空隙，老周做了个简短的动员报告，那几个姑娘小伙就在食堂的舞台上又唱又跳，老周则在台下开始和女工们“嘎三胡”，他讲抗美援朝的形势，还给她们解释银行的各种利息。小陈她们听得蛮有味道，想想解放后，衣食有了保障，但是国家仍然在困难之中，特别是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我们的胜利果实。现在各行各业都在为抗美援朝出力，我们参加爱国储蓄，也算为国家分担了困难。厂里刚刚发了三十万的年奖， 加上十万元的“ 生产能手奖”，小陈就在老周那里报了四十万元的爱国储蓄——四十万元，各位看官，切莫瞠目，1950年代，即使国宝级的人物，像传说中工资比毛主席还高的梅兰芳大师，每月也不过区区数百元，像小陈这样的纺织工人，即使“ 资深” ， 也非高薪。盖因1953年初，市场流通的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其时的一万元，也即今天的一元而已——话说小陈这四十万的年终奖原本已经有了打算，她看中了“鸿翔”的一件大衣，再则春节时给双方的父母和孩子买些礼物。小陈回家后和丈夫小朱一商量，决定大衣先不买了，父母的礼物等过几天丈夫的单位发了奖再买不迟。干脆，把去年压箱底的积蓄六十万元加在一起，存进一百万元的定期吧。就这事老沈在全厂大会上表扬了她，还带着记者来采访， 她感到很不好意思，就红着脸对年轻的记者说了那样的几句话。想不到很平常的几句话，连同自己和小杨的名字都上了报纸。那天当工会主席老沈把报纸拿给她看的时候，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害羞，她的手颤抖地差点拿不住报纸。回家后告诉了丈夫，小两口又激动了一宿，嘟嘟囔囔地给身边只有一岁半的儿子朱爱国讲了半天“妈妈上报纸了”，孩子却懵懵懂懂地睡着了。
1950年代初，是一个清贫的年代，共和国刚刚从废墟上站起，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启动。上海形成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各种社会经济成分相互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为了加速发展经济，国家制定的是高积累、低工资的经济政策，作为整个社会人数最多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仍然生活在棚户区的茅屋里，过着今天我们已经非常隔膜的贫困生活。但正是有着强烈翻身感的他们，表现出了罕见的劳动干劲。


中国人民银行爱国储蓄连环画
1950年代初，是一个激情的年代。蓝天白云下，到处响彻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到处传扬”的旋律。创作于共和国建国一周年之际的这首歌曲，史无前例地成为“第二国歌”，至今还在共和国国庆和盛大庆典时唱响。那时候，很多刚出生的孩子都叫“爱国”；那时候，上海有一个地方叫做“爱国新村”；那时候，小学课文第一课“国旗，五星红旗”成为“爱国教育”的启蒙；那时候，《歌唱祖国》这样的歌叫做“爱国歌曲”；那时候，除四害讲卫生叫做“爱国卫生”；那时候，参加银行的储蓄叫做“爱国储蓄”。
抗美援朝战争让爱国热情更加高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军歌》，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歌声到处传扬。爱国热情使爱国储蓄掀起了一个高潮。在当年的报纸上，关于爱国储蓄的新闻不断。新民报晚刊1953年1月18日的《爱国储蓄小故事》，就讲述了两个平凡上海人的事迹。码头工人陈兴国平生嗜酒，每天早晨“起身就要一千元高粱加二千元牛肉当做早饭”。一清早，老陈一定打发他的儿子拿个小碗，到弄堂口的槽坊打小半碗的土烧或是大曲“过“早饭。碍于大家都在参加爱国储蓄，他答应每月存入五千元“聊以应付”。但听了银行同志的宣传，他决心把喝酒的钱省下来参加储蓄，储蓄额从五千元增加到了四万元。


上海《新民报·晚刊》刊载《爱国储蓄小故事》
还有一位七十七岁的张老太，每月孙儿给她两万元的零花钱，平时，她用一万元买烟，一万元给几个孙儿买糖和零食，听了银行同志在里弄的宣传，她决定每月拿出一万元参加储蓄。孙儿的零食当然不能少，她要从戒烟开始，为国家分担困难。她的行动影响了很多阿姨奶奶，所以连记者也感叹：七十七岁的老太太有这样的决心，真是了不起！
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粉碎四人帮后，慷慨激扬为我们演唱“大快人心事”、德艺俱佳的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当年就带领着她的香玉剧社在半年时间里巡回演出180场,用全部演出收入捐献了一架战斗机支援前线。当年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还有我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大师们的行动，至今成为爱国主义的美谈。
全民都在支援“前线”，银行当然不会例外。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和人民银行总行联合通知宣布，由人民银行担负抗美援朝捐款的代收任务。并要求将银行的收款地点、工作时间和收款方式等，利用报纸或广播等广为宣传。甚至连“尽量简化手续，收款同志要态度和蔼，必要时可电话通知而由银行派人前往收款”这样的细节也录入人民银行的通知中。
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1953年2月，人民银行还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银行，驻军并随军行动，专为部队服务，直到抗美援朝结束。


抗美援朝储蓄支票
为了鼓励广大城镇人民踊跃参加储蓄，各地人民银行还组织流动服务组，方便储户存款和取款。“储蓄外勤”们充分发挥了“会唱会跳”的特长，下工厂、下里弄，挂横幅、发传单。为鼓励爱国储蓄，各地人民银行发挥宣传优势，发行了爱国有奖定期储蓄存单，向储户赠送爱国储蓄纪念券和纪念章。上海的各家报纸都派出了记者到各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采访，使爱国储蓄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看完这些旧闻的朱家长子朱爱国若有所思，他把母亲的遗物精心地收藏起来，对着豆蔻年华的女儿这样说：或许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祖辈的情感，但是你要精心保存着这本笔记本和这张报纸，到了我们这样的年龄，你一定会感受到什么叫做国家，什么叫做爱国。
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过去已经一个甲子有余，在回顾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的丰功伟绩时，我们同样不能忘怀那些寻常巷陌中的普通百姓，像陈世英、杨红珍那样普通的纺织女工，像老周那样普通的银行工作者，以及那些普通的储蓄宣传员们。
翻阅历史，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通俗的新闻时，感动，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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