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华民族的创新基因（人文观察·文化中国行）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历史长河中，一件件文物镌刻着中华民族一路探索、创新的印记，在漫长岁月中承载着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中华文明前行的道路，鼓舞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崇尚创新创造的民族
贾湖骨笛、耧车等一系列发明创造，彰显了伟大创造精神，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周易》提出“日新之谓盛德”，《礼记·大学》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魏书》记载“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首现“创新”一词。创新基因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一根精心打磨的鹤类尺骨上，7个洞孔依次排列，仿佛能听见远古时期传来的悠扬笛声，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贾湖骨笛，吸引着慕名而来的观众。“距今8500年左右的贾湖聚落已揭示出多个世界之最。贾湖遗址出土的多支鹤类尺骨制作的骨笛，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可吹奏七声音阶的管乐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说，中华先民的这项创新发明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善于创新创造，展现出高超的技术创新水平和战天斗地的宏大气魄。
“爸爸，快看，这个好像鱼嘴啊！”在四川都江堰，成都市民陈荣带着刚上学的孩子，驻足于这一水利工程奇观前。
作为都江堰的分水工程，鱼嘴利用地形、地势将岷江一分为二。由战国时期秦国蜀郡郡守李冰设计营造的都江堰，巧妙地利用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大工程，发挥了分流、排沙、滞洪、引灌的作用，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无坝引水的工程之一。
都江堰，凝结着中华民族卓越的智慧与创新，滋养着成都平原这方“天府之国”。
穿越历史的长河，中国人在水利上的创新一脉相传、历久弥新。今天，在长江之上，葛洲坝、三峡、白鹤滩等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巍然屹立，续写着中华民族水利建设的辉煌篇章。
在继承的基础上持续改进，不断创新、快速迭代，这个现代创新理论，很早就被中国人所实践。由耧辕、耧架、耧斗、输种管、耧脚和耧铧组成，收藏于全国农业展览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传统农具播种移栽工具耧车，能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土等作业环节，达到行距一致，深度一致，疏密均匀，既提高了播种质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从新石器时期的耒耜、石犁到金属时代的青铜犁、铁犁，再到后来的直辕犁、曲辕犁……耕具的持续改进、不断创新，推动中华农耕文明迈向高峰。
一系列发明创造，彰显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推动人类告别原始、蒙昧，走入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釜），最早的榫卯结构建筑技术，最早驯化大米（水稻）、小米（粟、黍）和猪，最早的夯土建筑技术、玉器制作技术、养蚕丝织技术、漆器制作技术，都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发明，为都邑聚落的建设和社会复杂化进程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文明社会的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实证。
推动文明发展的力量
商鞅方升、云梦睡虎地秦简等文物体现了中华先民对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革新的重视，是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将创新视作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动力，不仅在技术、器物层面寻求突破，也高度重视在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革新，开启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是秦统一度量衡所用标准量器。“一升量天下”，一个铜方盒量出了最早的“中国标准”。它的背后，是以实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制定秦律等为基础的商鞅变法。战国时期，各国将变法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其中，效果最显著的即为秦国商鞅变法，其广泛调动社会积极因素，推动秦国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是变革的代表，秦王朝的郡县制改革深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变法的产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都是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
云梦，湖北江汉平原东北部，楚文化发源地之一。云梦睡虎地秦简揭开秦律面纱：一条条详密的律令体现着秦律的创造性——《田律》提到早春二月不许到山林中砍伐树木，说明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便为环境保护立法；商品须明码标价以维护交易公平，《金布律》中的规定让古人也有自己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秦律所确认的法律形式、原则、制度等，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发达的法制文明。”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说。
在山西太原，一座唱经楼曾见证了无数士子的荣耀时刻，这里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后宣唱考生名次的重要场所。源起、发展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适应社会选拔人才的需要，在较长时间内保障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稳定运行。“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官员”的思想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等高度赞誉，启发了西方近代公务员制度。
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华堂内，“斯文在兹——中华古代文明版本展”以物证史。漫步于陈列间，宋刻本《周礼》、元刻明修本《孟子》……一部部古老典籍讲述着中华文脉之盛。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则涌现出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中华先贤在这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所提出的诸多哲学思想、价值理念，闪耀着创新精神，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等，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中华先贤提出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智慧，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至今仍启迪着全世界。
蕴含开放包容的品格
三彩载乐骆驼俑、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等文物见证了文化艺术交融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
集千古之智，纳四海之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胸怀同世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理念，成为中华文明创新性形成的加速器。
考古学家证实，文明交流互鉴早在中华文明起源时就已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中国的彩陶、黍、粟等逐步向西传播的同时，源自西亚和亚欧草原的黄牛、绵羊、山羊、小麦、青铜和块炼铁技术、马拉战车等也先后传入中国。”韩建业说，外来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加速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步伐。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既善于吸收借鉴，也善于创新创造的民族。开放包容的民族品格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令文明交流往来愈发频繁深入。在这条文化相遇、交流的路上，苜蓿、葡萄、西瓜、胡椒、胡琴、箜篌……众多物种、器物传入的同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各类丰富物产也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盛唐时期，万国衣冠会长安，物产交流、知识传播、信仰碰撞……在音乐、服饰、饮食、天文、医学等多个领域，彰显着唐朝的开放、包容。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三彩载乐骆驼俑，见证了文化艺术交融的历史。一块色彩斑斓的毛毯置于驼背之上，7名乐手手持不同乐器盘腿演奏，中间一女子正动情歌唱。一个“驼背上的乐队”，再现了鲜活的盛唐长安，各地人们在此相遇，尽情演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将西方传来的狮子和中国本土的牡丹花巧妙结合。唐朝工匠们融会贯通，汲取外来文化长处，将外域纹样与传统纹样融为一体，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器物。
瓷器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也是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中国文化产品。在故宫博物院“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华展”展览中，出土于伊朗的拉杰瓦迪纳彩龙纹釉砖上，精美的贴金箔龙纹，风格和元青花瓷器上的龙纹如出一辙。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元青花瓷器所用的呈色剂‘苏麻离青’来自伊朗，元青花的诞生是西亚工匠和中国工匠的合作结晶。当时，元青花瓷器烧成后即大量输往伊朗；如今，伊朗仍是收藏元青花瓷器最多的国家之一。”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中，一款乾隆款绕彩丝玻璃螺旋纹瓶，格外引人注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郭福祥说，清宫玻璃融合中西技艺，发展新技术、创制新品种，达到技艺巅峰。“中外密切的文化互动，激发出丰富的想象力，催生了文化的新元素和新风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中华文明始终面向世界、博采众长，为自身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今天的中国生机勃发，涌动着创新创造的热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弘扬创新精神，秉持开放包容，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竭的创新动力。(本报记者 王 珏 何思琦)
《人民日报》（2025年01月12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