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之味在闽南
作者：蔡逸声（原载于《世界日报》）
闽南人深谙“民以食为天”的至理。千百年来，纵使美味佳肴千万般，说着“地瓜腔”的闽南人，就是忘不了那一抹、可口又可心的地瓜韵味！
生于晋江金井的我，在那物力维艰的年代，既饱赏过作为主食的地瓜，也曾于三年自然灾害“瓜菜代”时，进食过榨取淀粉之后的地瓜渣，那一份酸甜苦涩，使我因此一度落下了“水肿”病。
食不饱腹于是不长个，直到学校停课了，我旁听到部队里餐餐大米饭管饱，才一米五五的少年便毅然从军。好家伙，不到一年，竟猛长十三公分。有趣的是，在餐餐米饭的上海军营里，难得轮到一次外出到南京路，最便宜的事，还是半两粮票及五分钱就可以买到一个爽口的烤红薯，回味无穷爽呆了。
下半年我换防到天津，在尝遍窝头、高粱和二米饭之后，更是摆脱不了爽口地瓜的食欲。好在时值“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年代，每当往昌黎打靶，或是军演拉练，寄宿于冀东民房，洋溢着鱼水之情的乡亲们，总会递上一份蒸腾的热红薯。解馋之后，牢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只是个小班长的我，也敢于私下解开背上的行军粮袋，悄悄地倒给老乡一大碗米或面。
复员返乡已是文革后期，工作安排到厦门新华玻璃厂，依然食有定量。当时凭定量粮票购得的一斤大米，竟能换到“一称（十斤）”的红薯，因是当时厦门周边村庄的农民，逢年过节需要细粮的缘故。
1979年，改革开放春潮涌起。头10年，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农民兄弟甩开膀子，产量大增。各种食肴，以及不再稀罕的米饭、面食，让无论城镇抑或乡下的闽南人，都得以在餐桌上管饱。第二个10年奔小康，食不厌精，地瓜粉则搭配海蛎煎、裹挟花生米做成粉团，或调口羹汤。进入第三个10年之后，安居乐业的人们，在有房有车追求完美生活环境的同时，养生保健摆上了家家户户的议事日程。纤维素、维生素含量丰富的地瓜，即时成了“黄金食品”，圈粉无数。即便是旅居境外的侨亲们，因怀揣一份感恩故园的养育之情，思念那爽口的薯之味，也每每嘱托家乡的亲友，务必记得帮他们投邮地瓜干（此时其价格顺势而为，已高出大米近十倍）。
沧桑变换，见证了红薯在饥饿的年代里，养活了数代人的历史。闽南人向海谋生的海丝路上，也犹如地瓜以其适应性强、落地生根接地气、生长速度快的特质，被全球各地所接受。闽南人也以其敢于迁徙、善于包容、勇于拼搏、擅于经营的品格勇闯天涯，经由海丝贸易享誉于五湖四海。
如今的闽南人更喜欢用方言，把生兹养兹的食材地瓜，宝贝一样地稀罕着，尊称为“罕薯”或“甘薯”，身价倍增荣登大雅之堂，成了多少人家不可或缺的保健美食。所以，生为闽南人的我，才经常向众多尚未到过闽南厦门、泉州和晋江的粉丝和游客们，推介这一道韵味天成的“罕薯”及其衍生的众多佳肴，借此一同领略“伊尹以至味说汤”，民以食为天的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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