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地不用毛泽东手段能打击毒品吗？
作者：Mauro Gia Samonte (译自马尼拉时报)现在，我们正在目睹新杜特地政府的疯狂扫毒行动，好像遏制毒品的威胁，是菲律宾治理的多进程形象的关键环节。每天以连续杀人事件的新闻，让整个国家陷入真正的兴奋状态，而杜特地已经公开宣布要消除国内毒品的决心。正如所有的报道，自7月1日杜特地接手马拉坎南宫（Malacañang）以来，每天平均都有10个跟毒品相关的人士被杀（吸毒者或毒贩）。
一名自称是杜特地的侄子，曾经在大岷区活动的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特种作战单位的同志声称，实际上，反毒行动是实现本国良好治理的关键环节。他断言，毒枭控制着选举过程，从而保证了谁会当选行政和立法职务，而反过来，这些当选的人员将确保对毒品交易的保护。
在另一方面，杜特地本人已经证实，菲国警的高级将领一直在纵容贩毒集团，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一直以来都有在逮捕毒品交易经营者，而整个行业机构仍几乎保持不变。
而对于一些大的毒品营运商，虽然最后进了监狱，但国家监狱已经成为他们的游乐场，直接从他们精心布置的牢房里，继续指挥各自的业务。
丹纳湾（Tanauan）市长哈利利（Tony Halili）曾有一次向我坦诚说，他市里的贩毒集团，是由一名被关在监狱里的领导人操作的。
总而言之，在菲律宾政府三分部——行政、立法以及司法的领域中，毒品贸易是很好躲藏的，也保证将持续蓬勃发展。
因此，在追求良好的治理中，通过抓住反毒行动，作为治理一连串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杜特地似乎是在正确的轨道上。
毛泽东曾说过：“治病救人。”当杜特地继续针对吸毒者和毒贩进行杀戮的时候，他是在拯救毒品交易中的患者吗？他只是简单地杀死那些患者，而不是在治疗毒品的威胁。
脸书（Facebook）朋友托尼·拉卡巴（Tony Lacaba），也是其中一位备受赞誉的革命武装斗争中被的杀英雄艾曼·拉卡巴（Eman Lacaba）的哥哥。他在脸书专页上发表了一个帖子，以作为回答问题的答案。由基辛格（C. Clark Kissinger）写的题为《毛派革命如何消灭中国的毒瘾（How Maoist Revolution Wiped Out Drug Addiction in China）》的文章，最初被发布到了《在线革命工人》（Revolutionary Workers Online）上。该文章提供了一种真正可信的观点，使我们可以从中对正在进行的杜特地打击毒品的行动，受到启发。
作为开头，文章指出：“在今天的美国，结束毒瘾似乎是不可能的。该制度声称正在‘打击毒品’——有了警察、新药物、宗教、新疗法以及‘只说不’行动。但是尽管有了这一切，毒品问题还是不会消失——而武警执法人员会对人民进行骚扰和施暴。”
“为什么？因为这种自相残杀制度造成了毒品的使用，也是因为制度中的强大势力会从毒品买卖中获益。毒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这都是由一些和美国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警方有关系的大资本家操作的。同时，该制度的顶部领导者们，责怪人民的‘毒品问题’——特别是穷人贫民窟的青年们。”
文章接着宣布了一个格言，作为其长篇阐述的引文：“所有的压迫，包括吸毒，都是可以推翻的！”
是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问题是，如何推翻？
根据这篇文章，旧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毒品问题。
“在毛泽东的1949年革命成功之前，中国人民极为贫穷，被少数富裕地主、军阀和外国资本家统治着。”
“在那样的旧社会中，许多人都是吸毒者。当时的中国，有7000多万吸毒者——嗜鸦片、吗啡和海洛因。半饥饿的工人使用鸦片甜梦来盖掉饥饿和绝望的痛苦。而懒惰的富人则是使用药品来填补他们闲暇的时间。在一些地区，每个人，甚至儿童，都会吸食鸦片。在城市里，小瓶装的毒品在街上随处可见，像冰淇淋一样被售卖着。人们会在工作中吸食毒品。”
“旧中国的人民因染上毒瘾而吃尽了苦头。许多穷人都把他们的钱花在了毒品上，而不是食物。成瘾者往往会抛弃自己的孩子，或者甚至卖掉自己的孩子以购买更多的毒品。上瘾的妇女往往被迫成为妓女，导致许多都死于疾病。”
文章追溯了中国的吸毒历史，而在这样做时，引向了一点——就是毒品威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地方性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毒品是欧洲和美国的富人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英国政府甚至在1839年发动了著名的鸦片战争，以强迫中国接受英国船只所带来的鸦片。Malcolm X写说：‘想象一下！竟然对反对接受毒品的人发动战争！’”
“这个毒品交易是因为大资本家可以通过销售成瘾性毒品致富而开始的，也因为殖民主义政府需要这项交易来融资对中国本身的收购。腐败的中国官员也从中获益了，通过帮助外国资本家来奴役人民。这类似于美国统治阶级帮助造就了今天的全国吸毒瘟疫的方式。美国统治阶级和所有阶级的贩毒都是有关联的——他们经常组织、资助并捍卫这类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让海洛因涌入了被压迫的社会，以支付他们在老挝的秘密战争。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美国中央情报局扩大了可卡因的贩卖，以资助他们针对尼加拉瓜的秘密战争。美国制药公司通过速度和镇静剂来获利，这些则通过合法与‘非法’的方式被出售。官方的连接甚至达到了接头阶级——警方要求毒品利润中的‘利益’。”
“中国和美国的经验表明，为什么这个制度永远都解决不了毒瘾。这个制度造成的痛苦和隔离，让许多人利用毒品来逃脱。这个制度使用毒瘾来削弱人民，并奴役他们。而各种资本家和官员都会从毒品赚取大量利益。总之，这个制度造就了毒瘾，并从中获益。”
“在中国，毛泽东的革命快速地解决了毒瘾的问题。毛泽东的革命军队在1949年击败了压迫者的军队。三年后，在1952年，就没有瘾君子、没有毒贩、没有罂粟种植，也没有走私毒品。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中国从7000万吸毒者到没有吸毒者。”
鉴于上述的见解，我不禁对正在进行中的杜特地反毒行动表示怀疑。毒品威胁不是弊病，资本主义才是。无论你针对吸毒进行多么激烈的行动，如果不同时针对不断滋养吸毒者需求以保持其财富的恶魔采取行动，你将永远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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