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龙网管理员8 发表于 2022-4-29 11:00

东西问·中外对话 | 中欧关系迎来新的“决定性时刻”?


中新网:过去一年频遭逆风的中欧关系出现积极信号。近期,第二十三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这是时隔近两年来,中欧再次接续最高层级对话。外界认为,这说明中欧都在向着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方向努力,对大变局下动荡复杂的世界,尤显意义重大。

随着俄乌冲突等新变量的加入,中欧关系是否迎来新的“决定性时刻”?中欧各领域合作对话如何尽快回归正轨?未来是合作还是对抗?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会迎来什么样的改变?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与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展开对话。

伍德克表示,在所有评估中,对中国的投资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的,他建议要倾听欧洲人的想法。王义桅也呼吁,中欧双方应该走出美国那套“二元叙事”的陷阱,独立发展双边关系,共同反对“脱钩”和“新冷战”。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 李霈韵 摄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国是“未来的市场”

中新社记者:疫情阻断了许多国际航线,对中欧经贸关系有何影响?

伍德克:实际上,(多数)欧洲企业在中国经营顺利,并未遇阻。我们的业务是持续的,员工可以生产,可以向客户出售产品,许多产品最终销往欧洲,制造业领域相当强劲。但受到疫情防控等影响,航班减少,旅游业遇冷,服务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此外,疫情导致人们的往来中断,没有高层管理人员来华,也没有合作伙伴去欧洲,这意味着未来的投资可能会被推迟甚至搁置。而且欧中双方的了解也会减少,这不是个好的现象,交流是必需的,不能总在网上进行。

中新社记者:中欧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未来中欧合作的韧性和潜力在哪里?

伍德克: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这表明欧洲消费者真的很喜欢中国产品。欧洲人每天大约从中国购买13亿欧元的商品,显示中国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但贸易流在某种程度上非常不平衡,欧洲每天只向中国销售6亿欧元的商品。

欧洲的高需求是双边贸易韧性的来源之一。中国设计和生产的产品销路更好,很有竞争力,中国市场对于欧洲企业也很有吸引力,这些也是韧性的来源。此外,疫情虽然对供应链造成冲击,但欧中贸易出货量保持良好,可以称得上是个奇迹。中国是“未来的市场”,这点毋庸置疑,我们也会继续在中国的投资。

货物贸易之外,(欧中)服务贸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潜力很大。

王义桅:中欧两大市场原来的模式是中国生产,欧洲、美国西方市场消费。今天,中国也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原来中低端的产业链迈向中高端过程中,中国正在释放着巨大新消费的潜力。

欧洲现在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非常需要更大的市场来提振信心,否则,冲突在继续,很多对欧洲的投资资金流到了美国,欧洲还接收了大量的难民,为了供应链的韧性、安全、自主可控、分散化多元,实际上违反了很多市场的某些原则。


一列出境中欧班列正在驶出阿拉山口站。陈乾 摄
“欧洲想与中国打交道”

中新社记者: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冲突,有声音认为,世界可能会再次陷入冷战式的、阵营对抗的危险,中欧关系也可能出现这种“决定性时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王义桅: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首先,决定这个时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大家知道俄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挑起的,要颠覆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个是中国和欧盟都面临主要的挑战。

中欧是世界上最确定性的力量。毫无疑问,我们的政治体制、发展前景都是非常确定的,伟大复兴是不可逆的。欧盟也是个规范性的力量,都是法治累积起来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合作至关重要。如果欧洲被美国人带偏了,陷入一种所谓的“新冷战”叙事,那这个世界就更加危险了。

我们不能陷入所谓的民主和专制的叙事,俄乌冲突最终应回到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不可分割的安全观,我觉得这应该有很多的共识。

伍德克: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这甚至不再是“冷战”了。这是一场发生在欧洲边境的“热战”,其溢出效应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决定增加军费预算,对俄罗斯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冲击了俄罗斯经济,但也对欧洲自身的社会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欧洲想与中国打交道,希望中国能是我们的好伙伴。


受俄乌冲突影响,德国政府暂时停止“北溪-2”项目的审批程序。图为“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登陆设施管道。
中西方是冲突还是合作?

中新社记者:未来中西方将以合作还是对抗为主旋律?

王义桅:首先,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和欧洲也不一样。美国出台了“印太战略”,甚至要搞印太版本的北约,因为中国崛起挑战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它不是“上帝的选民”。

但欧洲不一样,欧洲不是以这种“上帝”的观念来建立自己身份的。欧洲有着希腊的理性,有着罗马这样一些法的精神。现在的欧盟也是一种和平的力量。实际上德国也好,法国等这些欧盟创始成员国也好,他们不会完全情绪化地跟着美国走。

我觉得中欧应该要走出美国的那套叙事陷阱,应该独立地发展我们的双边关系。

伍德克:欧中合作如何往前推进?我们必须找到欧中可以加深合作的领域。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能源成本高昂和能源供应不安全,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推迟气候变化目标的挑战。欧中可以就这一个共同挑战互相交流,达成一致并迅速采取行动。

中新社记者:面对疫情、地缘政治等问题,欧洲企业会调整在中国的投资和发展战略吗?

伍德克:我们希望(欧洲企业在中国的)投资、销售越多越好。欧洲企业不应该只看下个季度或今年的疫情影响就得出草率的结论,我认为商业界应该更着眼于长期发展。

我们去年9月与世界银行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具有三个发展动力,到2050年(未来30年),将推动中国保持强劲增长。在我们所有的评估中,对中国的投资量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替代的。

欧洲企业可能会在医疗设备等关键领域(的投资)进行一些战略评估,但欧洲公司在中国、与中国合作,他们会加大投资,这一点毫无疑问。

全球化能重回美国主导吗?

中新社记者:从历史视角来看,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会如何改变?

王义桅:战后国际体系已经受到美国的极大破坏,现在美国要缔造一个以印太为主要抓手的新全球化。是否能回到美国重新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个大大的问号。

现在制裁俄罗斯把美元武器化,加速了不光是俄罗斯和中国,甚至是欧洲国家的去美元化结算,还包括中东国家。

我相信未来世界不会陷入到所谓的中美两极对抗“新冷战”的格局,但是否会更加分散化、无序化、混乱化,这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年,欧洲在世界中的影响或地位可能在不断下降,但在中国外交或内政中的地位却在上升。中国改革开放时,首先倡导向美国学习,私人资本无序扩张等模式学得比较多,现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要更多地学习如德国的莱茵模式、社会市场经济等。

中欧有着长期丰富的历史文化基础,无论是在数字经济方面,还是在治理方面,而美国是私人资本导向。中欧实际上有更多的共同点,甚至有共享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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