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实：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缺人才啊，我面试的博士却是这种态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实】最近几年，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根据德勤中国生命科学与医疗行业团队发布的白皮书，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及倡导下，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于2020年的产值规模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而预计到2025年的总产值将达到5.84万亿元人民币。生物医药产业的整体发展，必然带动就业，于是各企业心照不宣地将招募人才当做头等大事。
近两年里，我就没见哪家生物医药企业说过“招人不困难”这样的话。说到招募人才，各企业的表示无非是“比较困难”、“很困难”或“非常困难”。真正难以填满的是需要专业技术背景的岗位，我在上海开公司的中国科大师兄有这样的感慨：放个行政岗位出来，一天能收百八十份简历，实在看不过来；而放个研发岗位出来，一连几个星期都看不到合意的候选人。
其实上海已经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人才中心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区位弱一些的城市可想而知。“千军不易得，一将更难求”是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人才供给已经成为企业增加研发实力的瓶颈，乃至行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这种现象的成因，以及解决之道，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生物医药企业所需的技术人才，来源主要有两个方向：1. 业内企业前些年从内部培养的人才，算是产业积淀出来的“生力军”；2. 从高校和研究机构毕业的研究生，可视为“新生代”。当前问题的实质是，“生力军”在绝对数量上“不够用”；而“新生代”的绝对数量虽然不少，但很大一部分在质量上“不堪用”。
“生力军”的显著优势在于，这些人才经历过工业体系的培养，知道企业对具体职位的期待是什么，可谓“召之能来，来之能战”。然而，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从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也就是最近5、6年的事情。受先前产业规模所限，企业的人才储备相当单薄。即使是恒瑞、百济神州这些国内一流的生物医药企业，其研发团队的规模也远低于基因泰克、BMS、辉瑞等有世界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企业；至于科伦药业、齐鲁药业等位居第二梯队的生物医药企业，其创新药研发部门只能算刚刚成军，尚在培养成建制的战斗力。
总之，国内生物医药企业前些年从内部培养的人才太少，而生物医药领域的“海归”高端人才，每年有个千把人就不错了；二者加在一起，依然无法满足整个产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于是，近几年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之间普遍展开“互挖墙脚大战”——各企业为了短期内充实自己的研发团队，不惜代价去挖其他企业的技术人才。愈演愈烈的“互挖墙脚大战”，使得行业猎头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也滋生了业内的浮躁风气。某些动机不纯的人，与猎头私下联手，借着行业崛起际遇开展“自我炒作”。
在招募技术人才的过程中，我就多次见过这样的案例——某人2年之内连续换了3份工作，但任职的这几家企业其实在业内表现还不错。这就说明，此人连续跳槽并不是因为企业出了问题或项目开展不下去，而仅仅是因为他想通过跳槽获得更高的职位和薪酬。
而猎头乐于帮他折腾的原因是，通过猎头的运作每跳槽一次，猎头就从用人单位多收一份佣金。猎头可以一鱼两吃、一鱼三吃，不亦乐乎。这类频繁跳槽的“职场老油条”，根本不在乎在某个职位上能够做出什么成绩，对企业毫无忠诚度可言，对产业发展更不会有益处。企业若想招募能做实事的人才，还是避开他们为好。
“互挖墙脚大战”使得生物医药行业的薪酬成了“玄学”。放在5年前，生物医药行业的薪酬水平一度比较清晰，企业约定俗成，有某种学历加几年经验的人才，大致应该给什么样的薪酬。但是现在就真不好说了——频繁跳槽已将某些人的身价炒得过火，甚至超过了美国同等职位能够得到的薪酬。客观地说，这不是什么健康的现象，只不过便宜了个别“职场老油条”罢了。
“互挖墙脚大战”是“生力军”不足导致的企业短期行为，扬汤止沸未必能解决实质性问题。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技术人才，绝不是自我炒作的产物，而是在完成具体项目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即使企业能够从外部挖到些人才，但是如果不注意从内部培养人才，将来仍会面临人才断档的问题。但凡不正常的事情，都不会太长久。随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沉淀下来的产业人才储备会逐渐增加，“互挖墙脚大战”的状况有望逐渐得到缓解。
有着现成产业界经验的“生力军”绝对数量不足，缘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前些年底子太薄，这个问题客观上需要时间来解决。从高校和研究机构毕业的研究生形成的“新生代”，绝对数量其实不少，却仍然无法满足产业界的需求。当下就存在这样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奇观：
一方面，相当一部分高学历毕业生很难在企业找到工作，甚至沦落到竞聘中学教师职位的地步。走投无路之辈埋怨生物医学相关专业是“天坑”，希望后辈们千万别进来。
另一方面，生物医药企业求贤若渴，即使有充足的预算、提供体面的薪酬，也难以招募到合格的“新生代”充实研发团队。
医疗行业从业者贺照人根据我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在知乎上发布了这样一张统计表。
由该表格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十几年间飞越了两个数量级；而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数量只有缓慢的增长，用十几年的光景尚未翻倍。产业腾飞带来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近年的毕业生应该算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但为什么还会出现找工作困难的情况呢？
真实原因可谓非常残忍：我国许多高校存在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完全脱节的状况。
站在生物医药企业的视角上看，在所谓“纯学术”环境下毕业的许多研究生，不具备起码的劳动能力，如同“废物点心”。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的根本导向上存在严重问题，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还让毕业生承受就业困难的不必要的痛苦。这些高校的管理者们，思想僵化却好大喜功，假装清高而鄙视应用研究，长期热衷于“国际化综合性大学”等虚名，忽略了高校推动技术创新的实事。他们制订的科研考评标准，纠结于论文的影响因子，却不在乎科研成果在产业界的实际应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由他们主导的高校教学和科研，自然不会以产业界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我在国内接触到的生物专业的高校教授，多数缺乏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粗浅了解，在产业界的人脉和影响力趋近于零。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为师者自己的眼界都很狭隘，又如何培养出优秀的毕业生呢？哪怕“双一流”高校也有许多惨不忍睹的毕业生：由于导师平日里只催实验、没有在思想上指导他们，导致他们的视野极为狭窄，除了研究生期间直接参与的项目以外，对于生物医药的其他领域没有任何了解，对于产业界更是两眼一抹黑。
然而，高校在教学和科研上的错误导向，却使得许多毕业生产生了这样的幻觉——只要能完成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顺利拿到学位，我就算是“人才”了，能够自然而然地胜任未来的工作，从此过上薪酬丰厚、高枕无忧的生活。
不得不说，这种幻觉害人不浅。它使得许多高校研究生心生惰性，完全想不到在完成科研任务之余拓展眼界、自我完善。尽管他们以“人才”自居，但是在用人单位看来，他们既缺乏坚实的知识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沟通能力，无法胜任实际工作。顶着“双一流”高校名头的博士，竟也免不了这类毛病。在此分享几个亲身经历的案例。
博士A：
此君在面试中只是被动地回答问题，除此之外懒得开口，完全没有与人沟通的欲望。为了调节氛围，我问他曾在研究项目中解决哪些具体技术问题，为的是给他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孰料此君竟回答：“恐怕和你讲不明白。”
我当即敲打他一番：“讲不明白，要么因为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要么因为你藐视面试官的专业水平。”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言辞失当，羞愧不已。
博士B：
我在电话会议中告知此君，我们公司的研发方向是mRNA疫苗，并和他预约了后续沟通。2周之后，此君从山东泰安出发，花了4个小时赶到南京参加面试。面试中，此君声称：“我对mRNA疫苗这个领域没有任何了解，你们看着办吧。”
这让包括我在内的面试官们哭笑不得——你有整整2周的时间，难道不能动手用搜索引擎查点资料吗？如果你想要这份工作，那就不该不做任何准备。如果你不想要这份工作，又何必不远千里跑来参加面试？这一出莫不是行为艺术？
博士C：
此君面试时语言逻辑性极差，半天还说不明白自己先前解决了哪些具体技术问题。他自己解释说，对这次面试没做多少准备。
没做多少准备，说明他并不认为这个机会很重要，这种漫不经心的做事态度本身就是错误的。
而且，我是让他谈谈他最近两年经手的科研项目，这本应是他高度熟悉的内容。半天说不清楚项目的要点所在，说明他自己的科研思想就是混乱的，眉毛胡子一把抓还能有个好？
类似经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此，我很想给国内高校即将或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们一句诚恳的忠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也别拿自己太当回事。
别拿自己不当回事，指的是要对自己的人生高度负责，早早制订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而不是毕业时仓促间找个饭碗。前两份工作非常重要，是积累宝贵业界经验、培养实践能力的好机会，一定要认真把握。如果只图钱多事少离家近，过不了两年整个人就废了——饿狼环伺，岂有剩骨？业内真正意义上的好机会终究有限，只可能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不会无缘无故落到你的头上。
别拿自己太当回事，指的是对自身能力要有客观的认知。哪怕是“双一流”级别的高校，也无法保证毕业生直接掌握生物医药企业所需的实践能力，从高校毕业其实是另一场学习的开始。然而，有些毕业生竟然天真地以为，自己现在这点本事足够过舒服日子了，以后不再需要操心了。但站在用人单位的视角，这种真的不具备什么劳动能力，追求效益的企业没功夫哄你开心。哪怕你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如果你缺乏必要的自我认知、不致力于自我完善，在人生其他的维度上，也很难有所建树。
时至今日，“新生代”的表现仍低于生物医药产业界的期待，对于这个问题，高校管理者应当承担比毕业生大得多的责任。作为实业企业的管理者，我对于“大学是象牙塔”这种说法深恶痛绝。公立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那么国家作为投资方，理所应当要求高校培养出国家亟需的各类人才。许多高校享用着民脂民膏，培养出的却是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废物点心”，这是极为可耻的事情。
我认为，国家层面应当明确提出“教育为社会化大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的口号，积极鼓励学以致用的教学和科研导向。基础研究学科可以另当别论，但所有的应用学科都应该以产业界为导向，研究产业界需要的技术，培养产业界需要的人才。这方面倒真有榜样，中国药科大学开展的科研改革堪称表率。
与国内许多高校类似，中国药科大学也曾面临体制僵化、科研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但是中国药科大学能够对症下药，近5年来的科研改革尺度很大、影响极深，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将应用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校一级领导的思路很清晰：本校以应用研究起家，向业界输出技术和人才、增强对业界的影响力，是本校发展的应有之义。那么，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应当以产业界的认可来评判，老学究们的相互吹捧毫无意义。于是，中国药科大学以产业界的认可为导向来分配科研资源，制订了这样的政策：
1.研究生名额的分配，不以职称为基准，而以实际到账的科研经费为基准。如果教职人员的研究真有价值，应该有生物医药企业愿意提供经费支持才对。每50万元换一个博士生名额，每20万元换一个硕士生名额——谁有真本事、谁能创造价值，谁就能分配到更多的研究生，加快研究进度。
2.将企业提供的横向科研经费，纳入科研考评之中。还是那句话，应用研究有没有价值，要看产业界的认可程度。每获得100万元由企业提供的科研经费，在科研考评中视同获得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副教授要想晋升教授，必须有专利授权或转让获得100万元以上的收入。换言之，没钱就是没真本事，少提各种要求。
中国药科大学的科研改革，抓住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核心规律，其深刻程度如同秦国的商鞅变法。科研改革打破了论资排辈的陈规陋俗，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学以致用光荣，坐吃山空可耻”很快成为全校上下的共识，促使教师主动联系产业界，既为自己的研究团队构筑必要的经济基础，也为产业界主动输送许多有价值的技术。凭借专利授权和转让获得千万元以上收入的教师，在中国药科大学比比皆是。
我倒是觉得，中国药科大学这样的“商鞅变法”应该尽快推广到更多国内高校。以我的观察，许多高校教师长期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得过且过，思想惰性极强，而且这种现象在一些北方高校尤为突出。唯有“商鞅变法”式的科研改革，才能倒逼他们转变思维方式，迫使他们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应用研究，培养善于实践、具备劳动能力的研究生。中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才有望获得更多“新生代”人才，壮大自己的研发团队。
从目前来看，高端人才供给不足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与美国相比的短板。得益于业界长期积淀的人才“生力军”和诸多高校的良好生态，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端人才供给显得充裕得多。
既然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凸显为中美竞争之中的一个关键领域，那就应当从战略视角来规划高端人才的供给，保证产业发展的后劲。一方面，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无论大小，都应当普遍建立从内部培养人才的机制，挖人顶多能解决对人才的短期需求，而不可能满足长期需求。另一方面，中国高校迫切需要“商鞅变法”式的深刻改革，使得高校对应用研究的重视提升到全新高度，与产业界形成有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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